告别挨打的日子——秦献公的改革和战争

秦穆公是位伟大的君主，是位划时代的君主，他雄才大略、知人善任、礼贤下士，有海纳百川的胸襟，有肚里能撑船的气度，有远见，有谋略。

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秦穆公死后，竟用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而良臣奄息、仲行、针虎也在陪葬者的名单当中，真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故意为之。这不个活是秦穆公能干出来的事情，很有可能是继任的秦康公依照秦国的传统，为死去的秦穆公搞了一个轰轰烈烈、震惊世人的殉葬。

殉葬，是中国古代文明史中残暴的制度之一，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十分盛行。战国时代思想家墨子在《墨子·节葬》篇写道：“天子杀殉，多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多者数十，寡者数人。”反映了当时社会上流阶层的这一恶习。

而秦国君主的殉葬制度是从秦武公开始的，秦武公去世时，以六十六个活人为他殉葬。殉葬人数的多少与君主的功绩成正比，不知道是谁想出这么缺德的换算方式，秦穆公的功绩要比秦武公的功绩多很多，所以陪葬人数高达一百七十七人，比秦武公多了一百多人。

秦康公以为自己的举动是忠是孝，他何曾想得到，因为这次大规模的殉葬行动，给秦国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

秦穆公的功绩，大多是依靠百里奚、蹇叔等外来人民的辅佐。然而，当贤臣也被当作陪葬品活埋时，这足以吓退任何一个想到秦国发展的外国人。谁愿意为秦国奉献自己的才能后，还要成为国君的陪葬品呢？

从此以后，东方的有志之才再也不愿踏足秦国这片土地，刚刚有所起色的秦国，一下子又回到了人才缺乏的时代。直到秦献公上台，废除了长达三百年的殉葬制度，秦国才得以迎来了下一个春天。秦献公即位之前曾在魏国流亡，在魏国，他接触到了中原先进文明文化。

魏国在魏文侯统治时期，儒家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他极为推崇儒学思想，尊孔子高徒子夏为师。不仅如此，他还支持著名的法学家李悝支持变法，成为战国时代第一个改革变法的国家。魏文侯的这些举措，在秦献公的心里深深地烙上了印记。

秦献公的继位之路并不平坦，一度陷入危机。公元前385年，即秦出公二年，秦国庶长在西县迎立秦献公为君。秦出公母亲得知后，暗中命人前去截杀秦献公及其一党。谁知，这支军队的将领早已被秦献公收买，并在路上说服手底下的人前去迎接秦献公。沿途闻讯而来迎接秦献公的秦国百姓排成排，秦献公在这些人的簇拥下顺利进入秦国的都城庸城，并杀死秦出公赵昌和他的母亲，一举夺回君位。

秦国在此前三百年时间里，频繁地更换国君，导致秦国的君与臣的关系十分混乱，是为内乱。而军事力量日益强大的晋国借此机会，派兵夺取了秦国河西的土地。

秦献公继位后，立即着手废除殉葬制度，这无疑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殉葬制度的存在，严重阻碍了秦国文化前进的脚步。

公元前384年，即秦献公元年，秦献公宣布“止从死”，废除自秦武公起秦国实行三百多年的活人殉葬制度。这一制度的废除具有划时代意义，不仅提高了秦国的文明程度，避免了秦国的青壮年劳动力被白白杀死，也为秦国人才的引进铺平了道路。同年，力行改革的秦献公派军队讨伐西戎狄族，将其攻灭，并设立了狄道县。公元前383年，即秦献公二年，秦献公实行迁都，把首都从雍城迁至栎阳。

秦献公之所以迁都，其目的在于魏国。当初不讲究的邻居魏国，趁秦国内乱之际，夺取了秦国河西（黄河与洛河之间）之地，气势咄咄逼人。旧都雍城远在关中西部，不利于秦献公作战指挥，而栎阳是“东通三晋，北却戎狄，亦多大贾”的要地，迁都至此，对军事需要以及国家的建设是有利无害秦献公不仅在秦国国内进行改革，废止人殉、迁都，还扩大了商业活动、编制户籍和推广县制，并且数次发动收复河西失地的战争。

公元前379年，即秦献公六年，秦献公把莆、蓝田、善、明氏等边境地区改建成县，由自己直接掌控，初步完善了秦国的行政区划分。

公元前378年，即秦献公七年，秦献公进行了第一次经济改革，即“初行为市”，开始对工商业进行规范管理，抽取营业税。初行为市与初租禾为秦国的国库带来大量的收入，秦国的经济实力倍增。

公元前375年，即秦献公十年，秦献公将全国人口按五家为一“伍”的单位编制起来，称为“户籍相伍”。

在奴隶社会里，奴隶居在“野”，平民和奴隶主在“国”，两部分人区分得十分明显。秦献公的这一户籍改革，取消了国和野的界限，凡秦国统治下的人民一律被编入“伍”，实际上就是把奴隶的地位提升了，享受国民的待遇。农忙时互相帮助，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如果有人犯法，实行连坐，实现集体化管理。这是积极的、进步的改革。秦献公还有一项举措，就是吸引周边国家和部族的人到秦国种地、放牧，并与本国人一视同仁，下令不许歧视外来户。

秦献公统治期间，着重于内政改革，通过这一系列改革，秦国的人口数量大幅度增加，原来的很多荒地也得到开垦，粮食富足，国库充裕。秦献公时期的改革颇有成效，为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366年，即秦献公十九年，韩、魏两国联合发兵攻打周显王的城邑，联军逼近洛阳，周王室岌岌可危。秦献公便以勤王为借口出兵，秦军在洛阳城下打败了韩、魏两军。经此一战，秦国在诸侯国之间的地位明显有所提高，秦人由此恢复了往昔的自信与拓土扩疆的雄心壮志。

河西之地一直都是秦献公的心病。公元前364年，即秦献公二十一年，“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史记·秦本纪》）。秦献公派兵攻打魏国，欲夺取秦国的故土河西之地，秦军一直打过黄河，与魏国在石门激战，斩杀魏军六万人，取得了秦国前所未有的胜利，周显王为了表示祝贺，特赐秦献公黼黻之服。

公元前361年，即秦献公二十四年，秦献公去世。秦献公是秦国得以复兴的关键人物，他上台之后，立志改革，不畏战争，初步改变了秦国被动挨打的局面，为秦国的东进与东方诸侯国争雄奠定了基础，正是他打下的坚实的基础，成就了未来商鞅变法的辉煌。

商鞅到来——拉开秦国全面变法的序幕

秦献公去世后，他的儿子年仅二十一岁的秦孝公继位。在秦国接下来的日子里，秦孝公的出现绝对是一个闪光点。这位年轻的君主，自带主角的光环，他不甘寂寞，想要在诸侯国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想要发展壮大秦国，想让秦国成为一颗闪亮的星。他渴望能像先祖秦穆公那般，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使秦国更上一层楼。

秦孝公继位时与齐威王、楚宣王、魏惠王、燕文公、韩昭侯、赵成侯并立，淮河、泗水之间有十多个小国。而楚国、魏国与秦国接壤，魏国从郑县开始沿洛河向北，直到上郡，修筑了长城。楚国在汉中与秦接界，南部有巴郡、黔中。周王室势力衰微，不足为惧，诸侯国间都是以武力相互征伐吞并。当时黄河和崤山以东的战国六雄基本成形，而秦国地处偏僻的雍州，不参与中原各诸侯国的盟会，被诸侯们视为夷狄一般。

在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会盟成为主导国内政治的一种主要形式。诸侯会盟一般由两个国家作为主持，就是晋国、楚国。晋国、楚国都是秦国的邻居，但是他们主持的诸侯会盟都把秦国排挤在外。这是明目张胆的歧视霸凌啊！如果不是秦国英勇奋战打败西戎，何来今日平静安稳的中原？何来今日的诸侯会盟？虽然秦国文明落后于其他诸侯国，可是不应该将秦国捍卫华夏文明的功绩给抹杀了。

秦孝公有很强的危机感，虽然魏、韩、赵三国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战争一触即发，但是他们对待秦国的态度却出奇的一致，十分默契，甚至可以为了对付秦国而摒弃前嫌，这对秦国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堪比一颗定时炸弹在身边，成为秦孝公的心病。加上沦陷的河西之地还控制在魏国手里，在收复失地之前，他有什么资格说强大呢？

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是秦献公和秦孝公两代君王的愿望，秦孝公将其视为己任，他广施恩德，救济孤寡，招募战士，明确论功行赏的法令。他深知要改变秦国，提高秦国的实力，依靠一群思想守旧的老官僚是不行的，他们不敢创新，害怕改革，固守己见，冥顽不灵，他必须另辟蹊径。

于是，秦孝公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措，他颁布了著名的《求贤令》，命国人及大臣献富国强兵的计策。因之前秦献公废除殉葬制度，为人才的引进铺平了道路，秦孝公凭此令以求天下贤才，更是如鱼得水。

《求贤令》全文如下：

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必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求贤令》的颁布，为秦孝公引来一位改变秦国历史的人才，此人就是 商鞅。

商鞅，又称为卫鞅或公孙鞅，是卫国国君的后裔，后来在秦国得到秦孝公的重用，被封为商君，因此被称为商鞅。商鞅年轻时勤奋好学，喜欢刑名之学，深受李悝、吴起的影响。李悝曾在魏文侯时期主持变法，是战国时代变法的领军人物。卫国本是小国，政局动荡不安，商鞅无法在本国发光发热，于是前往魏国，做了魏国国相公叔痤的侍从，任中庶子，希望在魏国能够闯出一片天地，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公叔痤病重时曾向魏惠王举荐商鞅，说：“我的随从商鞅，年纪虽轻，却有奇才，大王可以把国家大事全都托付给他，让他治理。”魏惠王听后，没有说话。

当魏惠王即将离开时，公叔痤又对魏惠王说：“大王假如不能用商鞅，就一定要杀掉他，不要让他走出国境。”魏惠王点头表示答应，其实心里认为公叔痤已经病入膏肓，开始胡言乱语，所以并没有将公叔痤的建议放在心上。

公叔痤死后，商鞅知道自己在魏国不会有施展拳脚的机会了，恰逢这时，听说秦孝公颁布的《求贤令》，于是商鞅踏上西行之路，来到秦国，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到了秦孝公。

商鞅第一次与秦孝公见面，因为心里没有把握，不知道秦孝公内心的真实想法与变法的决心，便以“三皇五帝”的帝道为谈话内容，谈了很久，秦孝公一边听一边打瞌睡，什么都没听进去，事后景监责备了商鞅。

商鞅慢慢摸清秦孝公的想法后，第二次见面不说“帝道”了，改谈王道，可是还是不合秦孝公的心意。商鞅与秦孝公的两次见面，说的都是治理天下的道理，而此时的秦孝公眼里只有秦国，没有天下，他自然提不起兴趣，景监又被训斥了。

商鞅再次与秦孝公见面的时候，他胸有成竹，既不谈帝道，也不谈王道，只说霸道。在春秋时期，争霸才是硬道理，其余都是云烟。于秦孝公而言，建功立业就是他奋斗的目标，恢复秦穆公时期的辉煌就是他的责任。最后这次畅谈，秦孝公听得津津有味，十分入迷，不知不觉两个人已畅谈几日仍不知疲倦。

商鞅把从李悝思想里吸取的精髓加以丰富，形成了自己一套独有的理论，并将这套理论灌输给秦孝公。

秦孝公虽心怀抱负，但变法并不是光靠理论、思想就可以成功的。李悝变法之所以成功，是因为魏国是新兴国家，背负的传统包袱少。而吴起变法失败，是因为楚国历史悠久，守旧派势力强大，在楚悼王死后，守旧派立马发动政变，将吴起杀害，吴起提倡的变法最终也被废除。而秦国的守旧派，怕是比楚国的还要顽固不化。

自从变法的事情在秦孝公心里生了根、发了芽，他没睡过一天好觉，没吃过一顿安稳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当一个人要与一国的人为敌时，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加需要一颗坚定的心。

商鞅清楚秦孝公的矛盾心理，于是对他说：“疑行无名，疑事无功。”意思是说，行动犹豫不会成名，办事犹豫不会成功。在商鞅的劝说下，秦孝公终于下定决心，势必要在秦国国内推行变法，以此来推翻旧的制度，即使会遭到国内守旧势力的顽强抵抗，秦孝公也不怕，就是要干一番大事业。

秦孝公在朝堂上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与决定，守旧派中以甘龙、杜挚为代表，表示强烈的反对，于是双方产生激烈的辩论。

这场轰动一时的辩论是一次思想上的交锋，商鞅凭借着清晰的思路，铿锵有力、有理有据地驳倒了守旧派，让秦孝公对变法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秦孝公变法的初衷只是为了复兴秦穆公时期的辉煌，而商鞅却将变法的目的提高了一个层次，他对制度的改革不仅改变了秦国的面貌，对之后两千年的中国政治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辩论赛上赢了的商鞅，开始着手实践。首先，他把农业的重要性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垦草令》成为他实施变法的第一步。秦孝公于公元前359年，命商鞅在秦国国内颁布《草令》（主要内容有：刺激农业生产，抑制商业发展，重塑社会价值观，提高农业的社会认知度，削弱贵族及官吏的特权，让国内贵族加入到农业生产中，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以及其他措施）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

从《垦草令》的内容看得出，商鞅比较重视农业，他认为农业是本、商业是末，他对商业采取了压制的手段，迫使他们务农。在秦国的领土内，有很多没有开垦的荒地，要想增加财政收入，为军事需求提供大力的支持，就必须发展农业、大力拓荒。之后的秦国之所以能够组织大规模的远征，充足的后勤物资供应是一大因素，就凭这一点，证明商鞅还是很有远见的。

《垦草令》在秦国成功实施后，秦孝公于公元前356年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在秦国国内实行第一次变法。

变法的主要内容有：改革户籍制度，实行什伍连坐法，明令军法，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二十等军功爵制（二十等爵由低到高分别是：一公土，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奖励耕织，重农抑商，严惩私斗，改法为律，制定秦律和推行小家庭制。

变法中的什伍连坐法，是我国连坐制度形成的标志，使得全体国民只能无条件地听从国家的安排，向富国强兵的方向冲刺。而军功爵制则是一种奖励军功的机制，它的出现和确立，在秦国的军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变法中的军功爵制，在赏赐爵秩的原则上还有较严格的限制。它不仅仅是一种头衔，还和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息息相关。

原则一：凡是在作战中斩敌一首级者，可得爵位一级及与之相应的田宅、庶子，也可以做官。斩敌首级五颗，还可以役使隶臣五家。军功的大小决定着将士爵制等级的高低。

原则二：爵位高者赏赐重，爵位低者赏赐轻。对五大夫以上的高爵赏赐，在正常的官爵升迁之外还有“赐邑”“赐税”“税邑”等。五大夫以下的低爵，只晋升官爵一级，或赐点钱财、奴隶等。

原则三：赏罚并行。秦国军队以伍为基本战斗单位，据《商君书·境内》篇记载，一伍之中如有一人战死，其余四人即获罪；如有二三人战死，其他人的罪名更重。将功折罪的方法就是杀敌，一人战死，须杀敌一人。以此类推，将士想要得到“斩一首爵一级”的奖赏，必须在斩杀敌人的数量中扣除已亡战友的人数后，方能获得。

军功爵制是商鞅以一种新的价值观在引导将士们，建立军功者是最光荣的人。如果说以前将士们上战场是义务、是不得已，那么现在战争就是照亮他们升官发财之路的曙光，将士们个个赤红双眼要为自己的前程奋力一搏。这对秦国的军事制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直接把秦国带入一条疯狂扩张的道路上。

经过第一次变法后，秦国国力肉眼可见地强大起来，在诸侯国中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

公元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会盟，结束了秦国长期不与中原诸侯会盟的局面。

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命商鞅征调士卒，按照鲁国、卫国的国都规模修筑冀阙宫廷，为营造新都做准备。并于公元前349年，将国都从栎阳迁至咸阳。咸阳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北依高原，南临渭河，顺渭河而下可直入黄河，终南山与渭河之间可直通函谷关，迁都咸阳有利于向函谷关以东发展。

迁都的同时，秦孝公命商鞅在秦国国内进行第二次变法，主要内容为：开阡陌封疆，废井田，制辕田，允许土地私有及买卖，推行县制，加收口赋，统一度量衡，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禁游宦之民和执行分户 令。第一次变法的目的在于变更法令，明确赏罚手段，重点发展农业，改革军制等，而第二次变法便是完善、强化国家的行政功能了。

经过两次变法后的秦国，在经济上改变了旧有的生产关系，废井田开阡陌，从根本上确立了土地私有制，百姓家家富裕充足，国人路不拾遗，山中没有盗贼。

在政治上，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使国家机制更加健全，中央集权制度的建设从此开始。

在军事上，奖励军功，达到了强兵的目的，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人民勇于为国家战斗，怯于私斗，乡村、城镇秩序安定，为秦国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为秦的下一步的战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固的基础。商鞅变法可谓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变法，也是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一次

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