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军统临澧特训班电讯教官、中苏情报所总务科长、军统西北区区长、东北区区长、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景中，就是电视剧《潜伏》里那个老谋深算的吴敬中的历史原型——电视剧只是截取了他在天津活动的片段，他到天津前和离开天津后都干了些什么，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应该是十分清楚的。

沈醉在回忆录中不止一次提到吴景中，也不止一次说他们是很要好的朋友，吴敬中有一次出卖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徐冰，就是通过沈醉才得以面见戴笠。

吴景中是我方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却在留学归来后变节的十几个叛徒之一，我们仅看沈醉回忆录，就能找到余乐醒（沈醉的姐夫）、吴景中、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程一鸣、王新衡、黄逸公（东方大学）等许多叛徒的名字。

吴景中为了向戴笠而出卖老同学徐冰，整件事沈醉都参与了，而且没有沈醉看在老朋友的份儿上说好话，吴景中连戴笠的面都见不到。

沈醉在《我这三十年·自由天地，冤家路宽》中回忆，吴景中当时差点吃了戴笠的闭门羹：“当我上楼去向他报告吴景中有紧要的事向他请示时，他好不耐烦地要我带吴去见毛人凤。我便提醒他，吴是从共产党那边过来的，他有紧要事，一定是与共产党人有关的问题，还是见见好，他才‘嗯’了一声。我便把吴引进他的办公室。”

吴景中心急火燎地求见戴笠，就是要出卖一个同学：“吴一开口就说：前几天他在路上遇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一个同学，现在是延安派在重庆工作的，可不可以和他往来？戴一听很高兴，马上叫吴坐下来谈。”

如果不是要出卖同学，吴景中在戴笠面前连坐的资格都没有，也正是由于吴敬中的出卖，戴笠起了腐蚀拉拢徐冰的念头，结果徐冰根本就不肯跟戴笠见面，戴笠精心准备的宴会泡了汤：“戴笠马上决定第二天在军统局枣子岚垭大门侧的‘漱庐’请这人吃晚饭，并邀几个也是中山大学毕业的军统特务参加作陪……笠听到门口汽车停车的声音，便叫几个准备作陪的军统大特务出来迎接。他们只看到我和吴下车，便大失所望，一致埋怨吴景中，肯定戴笠会要大发雷霆。果不出所料，一听说请的这位客人拒不肯来，戴笠便大骂吴景中不中用。”

吴景中献媚不成，挨了一顿臭骂，却也跟着混了一顿戴笠的私房菜，戴笠也认可了他的“忠诚”，于是吴景中平步青云，从中苏情报所的“碎催（总务科长）”变成了军统“封疆大吏”——科长顶多是个上校，而主管若干省站的大区区长，至少得是少将。

与吴景中先后担任军统西北区区长的程一鸣回忆：西北区是军统局最大的一个区，1939年，军统局将兰州站扩大为西北区，其范围包括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五省（当时西藏是二十二行省之一），以第八战区司令部调查室的公开名义作为掩护，程一鸣、吴景中、张严佛都当过调查室主任，少将军衔。

军统东北区是《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文强在抗战胜利后组建的，当时叫“东北办事处”，后来正式定级为东北区，以吴景中为区长，当时的吴景中跟西南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一样，都在名义上领导若干省站——徐、周二人资历较浅，指挥不动云南站站长沈醉和贵州站站长陈仕贤，而吴景中仗着自己跟小蒋和郑介民的同学关系，在东北特务系统说一不二。

西北解放，吴敬中奔东北，东北解放，吴敬中奔天津，总是能在最后时刻逃之夭夭并异地做官，只有逃出天津后，才被毛人凤抓了起来。

估计小蒋和郑介民总是替吴景中擦屁股也不耐烦了，而毛人凤和郑介民一向不和，所以虽然有小蒋出卖担保，吴景中还是丢了官职，然后就去香港“做生意”去了。

读者诸君请注意，当时的香港站站长谢力公，既是吴景中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又是临澧特训班的同事，所以吴景中去香港，可能是寻求老友庇护，也可能是执行小蒋交给他的特殊任务。

吴景中一直在香港活动到1983年，沈醉在1960年特赦后，于1981年去香港会见前妻、临澧特训班女学员粟燕萍的时候，吴景中有没有出现，沈醉在回忆录说自己遇到了很多“老朋友”，他的《战犯改造所见闻》，吴景中的老同学小蒋居然也看到了：“1983年，陆铿去台见了那位最高领导，他也说：‘见闻写得很有趣。’”

沈醉去香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前去“拜访”的“老朋友”络绎不绝，其中必然有吴景中——以老吴的性格，和他跟沈醉的关系，不见面是不可能的，但是奇怪的地方就在这里：沈醉在其他回忆录中提了十几次吴景中，但是却对他与吴景中在香港的会面场景只字不提，这是因为吴景中的身份过于敏感，还是吴景中有些事情不可明说？

我们细看沈醉回忆录，就会发现有个人说话实在是太像吴景中的口气了：“我正午睡，一个老朋友来，看我刚从床上爬起，便说：‘你中午怎么不写东西就睡觉？不是把钱都睡掉了？’”

沈醉后来跟这位“老朋友”彻底撕破了脸：“可能是认为我真的到了‘不可救药之程度’，前几天还称赞我‘开口闭口，友谊第一’的老朋友，竟一点礼貌都没有，气冲冲地连门也不带就走了。”

我们细数沈醉“赋闲”的“老朋友”，其实也就是吴景中一人而已，他的另一个“好朋友”程一鸣，已经于1964年完成潜伏任务从澳门返回并公开了身份。

如果沈醉在香港遇到的这个一开始相谈甚欢、后来反目成仇的“老朋友”就是吴景中，那事情可就有意思了：这个吴站长绝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潜伏者雪山”，而是一心想替小蒋当说客的死硬叛徒、特务。

吴景中在当中苏情报所总务科长的时候，就没少替郑介民捞钱，他的另一个同学谢力公也被吴敬中安排得很舒服，这还引起了郑介民老婆柯淑芬（有史料记载为柯漱芳，但沈醉的说法应该是正确的，因为沈醉跟柯淑芬打交道的次数很多）的不满，沈醉回忆：“1930年前后，郑介民在武汉搞特务活动时，与汉口女子柯淑芬结婚，先后生了八个子女。柯是一个非常泼辣的女人，郑很怕她。我当时倾向于毛人凤的浙江派。由于掌管财物关系，郑介民的老婆柯淑芬认为我分东西偏心，经常找碴儿。谢的举止很阔绰，一切交际费用都由军统支付，曾花了不少的钱，但却没有听说得到什么结果。当时郑介民的老婆为此常发牢骚，说郑兼任该所（中苏情报所）副所长，却远不如该所的科长阔气。”

谢力公阔不阔气，那得总务科长吴景中说得算，老吴连谢力公都养肥了，郑介民还能少收了？柯淑芬之所以嫌少，可能是郑介民收完东西打了埋伏，就像《渗透》中的陈明把黄金做成鞋垫一样——这里顺便说一句，陈明的历史原型陈旭东，在东北区是副区长兼沈阳站站长，跟吴景中也是搭档，这俩人还真颇有些共同点，李维恭那股子贪财劲儿，也是颇有老吴风范。

如果沈醉在香港遇到的那个“老朋友”真是吴敬中的历史原型吴景中，那问题可就严重了：吴景中显然不是潜伏者，沈醉为什么不在回忆录中把他的名字写出来？

沈醉在回忆录中隐去了许多人的真名实姓，有的是为朋友遮掩，有的是替自己开脱，他并不讳言自己与吴景中是“很要好”的朋友，但是却对他与吴敬中在香港的会面讳莫如深甚至只字不提，他究竟要掩盖什么？

沈醉写回忆录一向是多栽花少种刺，对“老朋友”的坏事错事能不提就不提，他不说吴景中在香港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极有可能是老吴的言行，反动得不可以公开发表。

其实我们细想一下，也会发现老吴绝不可能是潜伏者“雪山”：程一鸣在军统和保密局备受戴笠和毛人凤的排挤和欺压，连副处长徐远举都敢当面骂他，后来更是被踢出特务系统，而吴景中因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跟小蒋同班，所以很多人都要给他一些面子，军方也没有追究他在西北和东北主管特务时情报不力的责任，试想像吴景中这样一个在蒋家王朝混得格外滋润的叛徒，可能是忍辱负重的高级卧底吗？

当然，以沈醉的身份，也是不可能了解吴景中真实身份的，读者诸君根据相关史料和电视剧，可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但是电视剧与史料不同，大家根据史料分析，能否确定吴景中到底是个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