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1398年——1457年），字廷益，号节庵，浙江杭州府钱塘人，他是明朝著名的铮臣，还是一个民族英雄。

当时的朱皇帝是朱祁镇，大明第六位皇帝。在杨士奇和杨溥等人辅佐的时候，这个小皇帝说了也不算，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政绩”还算不错，说白了，是那几个老头子干的不错。

等轮到这个朱皇帝能拍板决策时，他很快就原形毕露，甚至惹下了弥天的大祸。

1449年，年轻的糊涂蛋朱祁镇，在自己最宠信的大太监王振怂恿下，他居然突发奇想，要向所有人证明自己的军事才能，竟然下旨要御驾亲征，目标是蒙古瓦刺部。

很快，明朝就筹集了数十万的军队，以太监王振作为前军统帅，旌旗招展、遮天蔽日地出发了。

瓦剌的统帅也先久经战阵，一贯的能征善战，当他听说大明王朝数十万军队前来，本来还有些忌惮。再仔细一打听，竟然是太监挂帅，他立即就放心的笑了。

王振带着朱祁镇到了战场逛了一阵，没有发现蒙古主力，只得掉头回家。本来，退路早就是提前预计好的，沿途的护卫和补给都已备妥。

不过，大太监王振竟然提议改道，从自己老家经过，说白了就是想显摆显摆。而昏庸的朱祁镇，竟然不顾军国大义，直接答应了。就是这次改道，直接造成了土木堡之变的爆发。

明军大军走得不紧不慢，不急不躁，很快刘备蒙古人追上。没费多大功夫，大明军队就损失惨重。不仅如此，甚至就连大老板朱祁镇也被围在了土木堡这个地方并被生擒活捉了，这就是“土木堡之变”。

当老板被瓦剌俘获的消息传回到北京时，满朝文武都傻眼了。因为，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这可咋办？

大家开始唧唧喳喳，议论纷纷，有要主张南逃的，有要主张投降的。只有于谦，他力排南迁之议，坚请朝廷固守北京城，履行“天子守国门”的箴言。

同时，为了防范蒙古人要挟，于谦出于公心而力推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要他紧急登基称帝，以便降低朱祁镇这个俘虏的谈判价码。

客观来讲，于谦这么做无可厚非，利国利民，唯独不利于朱祁镇本人。但是，或许于谦在这件事上太积极了，为自己的人生悲剧埋下了重大隐患。

新帝虽然登基了，但瓦刺的军事威胁却还没有彻底消除。在统一内部的各种声音后，于谦积极备战，开展了积极的京师保卫战。

在于谦的指挥下，瓦剌军队连续攻击数日都无所战果，而且粮草不济，抢夺颇丰。眼看破城无望，不能继续扩大战果，只得撤退回家。

于谦一看蒙古人撤了，下令守军出城追击，一鼓作气将也先同学赶到了塞外。当然，也有人认为是送到了塞外，因为也先并没有恋战。

瓦刺虽说撤退，可也还是要给明朝找点儿麻烦，哪能让你于谦如此的顺心呢。于是，他们把朱祁镇这个大麻烦和大棒槌，直接扔回给了明王朝。定时炸弹留下，你们明朝自己拆除吧。

这下可就尴尬了，谁都以为自己的前任老板必定光荣殉职了，甚至连祭奠他的稿子都已经写好了。可是，现在这货居然被放了回来。

顿时，大明王朝就有了两个皇帝，而且都姓朱。这可咋整？

朱祁镇虽然昏庸，而且二逼，但人家是名正言顺的皇帝，现在“光荣”归来；而朱祁钰，在坚守北京的过程中，他起到了积极的象征作用，最大限度维护了大明王朝的安危。

面对这个两难的抉择，于谦又旗帜鲜明的表态，支持朱祁钰继续当皇帝。而对朱祁镇，他主张尊为太上皇。

本来，事情发展到现在应该算是解决了。等个十年八年，等新皇帝的势力大了，地位稳了；等太上皇的势力小了，心态平了，也就能完成安稳过度了。

可是！变故又出现了！

1457年，朱祁钰年纪轻轻竟然会病重不起，而且他的独子也在此前离世。这下复杂了，在石亨、徐有贞等人暗中联络下，突然发动了“夺门之变”，把太上皇朱祁镇给翻了出来，重新拥上岗当皇帝。

朱祁镇重新上岗后，第一件事就是翻旧账，但凡被他认为是“朱祁钰的人”，有的被贬，有的被撤，有的被杀。

唯独，对于这个于谦，他有些难以处置。朱祁镇想到，杀他吧，他是英雄，人家刚帮老朱家打跑了也先；不杀他吧，毕竟是他率先扶持了朱祁钰上位，事后还逼迫自己当太上皇。

于是，朱祁镇先把于谦关了起来，想先看看朝臣各种于谦自己的反应再定夺。要是，于谦能够诚心悔过，上疏请罪，或许朱祁镇还能饶了他。最起码，肯定不会杀他，定夺也就是罢职回家了。

但是，于谦这哥们太过于耿直，或者还有些愚直，他待在狱中一言不发，每天该吃就吃，该睡就睡。这下，可把朱祁镇给气坏了。

而且，夺门之变的有功之臣，石亨、徐有贞等人多次要求严惩于谦，否则政变就显得师出无名。

在这两方面作用下，朱祁镇尽管不情愿，但还是将于谦问罪致死。

就是这样一位有功于国家的民族英雄，被狭隘的皇帝朱祁镇给处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