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县是明清两朝地方最低一级的行政官员，除了两京的个别“京县”以外，大多数品秩为七品。可是这两个朝代的知县却有很大的区别。相对来说，清代的知县权力更加集中，政治地位也要高一些。

首先，明代的知县是多头领导，而清代知县则基本是单头领导。明代的知县上面有十几个上司，如各省布政使、参政、参议，按察使、副使，佥事，又有巡抚、巡按、中使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同的上司发出不同的指令，就会使得地方政令不一，也会让知县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

清代的知县在名义上也接受藩、臬、道、府的节制，但他们却是直接向督抚负责，是督抚的属员。也就说，一方知县如果得到督抚的庇护，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其次，在官吏设置上不同。明代的县官设置本着主官负责、佐贰官辅助的原则，虽然这种正佐辅助监督的机制在明中期后逐渐被弱化，但在制度上还是维持这种机制的。也就是说，知县并不能为所欲为，必须接受县丞等属官的监督。

《大明律·吏律》中有明确规定：“凡内外各衙门印信，长官收掌，同僚佐贰官用纸与印面上封记，俱各画字。”意思是，知县虽然掌管衙门印信，但在一些重大的文件中若是没有佐贰官的签字认可，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按理说，知县在本县的领导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而实际上，知县的权威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不可动摇。在他身边的佐贰官、左右手无不在窥测他的短处，更有欲谋取而代之者。在这种情况下，知县的一举一动都在严密的监视之下，不但施政不能放开手脚，而且增加了防范左右的心理。

而清代不同，完全实行的是主官负责制，注重的是自上而下的监督制。这样一来，知县就是说一不二的土皇帝了。虽然在典章制度中也规定设立佐贰官，但不是全都设置。《光绪会典》中记载，全国共有县1314个，而县丞只有345人。也就是说，大部分县都不设佐贰官。

没有佐贰官的牵制也会带来一个严峻的问题，因为县事繁杂，知县一人并不能打理。于是便出现的了庞大的家丁和幕僚集团，依靠这些人来办理政务。久而久之，清代的幕僚和书吏便成了弄权舞弊的集中代表。对地方的政治影响也最为显著，以至于嘉庆帝说“本朝与胥吏共天下”。

最后，明代的知县正官有中央任命，领取官凭后便可直接赴任。知县得到任命以后，即可走马赴任。在这种情况下，知县是奉朝廷之命而来，虽然也要和上司打交道，拜访投禀，不乏恭维。可毕竟是朝廷任命的实任官员，各上司无权，也不可能将其随意处置。

清代知县虽然也是吏部任命，但大多是把知县分到各省去听候任用。这种任命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知县的施政方式。知县分发到各省以后，能不能得到实缺，这还要看督抚的态度，因此督抚就成了直接的顶头上司。虽然知县也会致力于编织自己的政治关系网，但最主要的还是尽力去迎合督抚，若得到督抚看中，则会被视为红人。

如康熙朝的于成龙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在广西任罗城知县时，被巡抚看中。巡抚让藩、臬两司举荐于成龙，如果不举荐，他就单独上折向朝廷保举。如此一说，两司还不乖乖听命，使于成龙此后青云直上。这样的例子很多，也有的是不得督抚喜爱，被革职回籍的。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对比，就会得出结论。同样是七品知县，明代的知县虽然会少受一点督抚的气，但平日里施政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和难题；而清代知县，虽惟督抚马首是从，可干起事情来却能更放开手脚，有利于地方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