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唐朝，不少人脑中会投射出一个繁荣强盛的庞大帝国，它开放、包容，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巅峰时期。但如果把唐王朝比喻成一个生命体，在这个庞大强盛的身体内部，一个特殊的肿瘤正在滋生，它就是唐朝的藩镇。在我们的历史课本上，关于藩镇割据（虽然“割据”一词不太准确，但为方便理解，先暂为采用，下文会有介绍）的介绍只是一笔带过，不免让人更加不解，毕竟藩镇问题自安史之乱后持续影响了大唐王朝近一个半世纪。二十世纪以来，关于唐藩镇的研究逐渐开始被重视，以张国刚教授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发表优秀文章，为我们进一步走进唐代藩镇提供了途径。本文，我将在前人基础上，从藩镇的产生，持续以及藩镇问题被解决等几方面简单介绍一下藩镇问题的演变过程。

藩镇的发端

首先我们看一下唐朝统治者为何要设置藩镇。我认为，这个问题要从唐朝初年说起。唐初的高祖、太宗两位皇帝，在获得政权之后立下了赫赫武功，不断对外征伐。到高宗年间，唐朝变为一个空前的大帝国：东到朝鲜半岛，西至阿姆河流域，北达贝加尔湖，南抵南海。大一统帝国的统治者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来统治如此广大的区域，何况北有突厥、回鹘，西南有吐蕃。

于是到玄宗时，正式扩大了节度使的权利，比如让安禄山在东北地区手握军政大权。同时在全国境内设置十大节度使，统称为“藩镇”，又叫“方镇”。在初期，藩镇的设立对唐王朝来说无疑是利大于弊，是大唐王朝的一味“良药”，专门治疗唐帝国的“肢端肥大症”。但后来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明皇西逃。虽然说最终靠武力镇压了安禄山、史思明，但这时候的唐王朝已是遍地创痕，各地藩镇各自为政了。

说到唐朝中后期的藩镇问题，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很多人习惯把“藩镇”与“割据”两个词联系起来，其实唐朝的藩镇并非都是割据藩镇，借用张国刚《唐朝藩镇研究》的观点，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可以分为财政性藩镇（多地处东南，为中央提供赋税）、防遏型藩镇（多为西北藩镇，如凤翔镇0.等，负责听从指令镇守西北）、中原型藩镇（如河阳镇、宣武镇等，这些藩镇比较安分），以上这三种藩镇都是在中央的实际控制之下的，实际上割据的只有河北的卢龙、成魏博三镇，史学家又称之为“河朔三镇”。

藩镇制度的沿袭变革

刚才我们提到，藩镇在初期是治疗唐帝国“肢端肥大症的”一味药，但为何会愈演愈烈以至于后期无法掌控，最终葬送大唐王朝的？我们都知道是药三分毒，藩镇的设置也是如此。一项制度在设置之初总是好的，但随着社会历史进程的演变，再好的制度也会变得不合时宜。

1、府兵制度的退出与募兵制的登场

唐朝时期，沿用魏制，实行“府兵制度”。所谓的府兵制，就是吸收农民当兵，建立亦兵亦农的国家化军队。府兵制在当时是有其建立的经济基础的，即唐初的均田制。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凡是军人都有资格分到一块土地，平时务农，战时打仗。同时，这些府兵平时都有“上番”的义务。所谓的上番即定期到京师或者边疆服兵役，每年上番一个月，自备武器与粮食。按理说这不失为一种公平的好方法，但是唐初统治者一直奉行的“关中本位”政策，使得他们只对关陇地区的府兵放心。

《资治通鉴》说“大凡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虽然说，这样的府兵制度在前期为唐朝的开疆拓宇立下了不小的功劳，但时间久了问题开始凸显：常年征战的战争生活使得这些府兵产生极大的矛盾，背井离乡的生活也与传统的农业习惯背道而驰。于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府兵内部逐渐分化，一些府兵尤其是上番负担严重的关中军队，慢慢的不再上番。当朝统治者在觉察到这种变化后也采取了一定措施，即由募兵制取代府兵制，募兵制在武后时期就已经广泛出现。

2、募兵制带来的藩镇军队结构的异变

募兵制出现以后，逐渐演变出了一支职业军人部队。这种部队与之前的募兵制农兵完全不同，他们主要由流民和少数民族为主。如果以前的农兵可以靠种地为生的话，那现在的职业军人则只有一条生路，即战争掠夺和依靠军饷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唐中前期的统治者异常的信任异族将领，不知是巧合还是因为他们体内就流着少量的“胡人血脉”，总归这种信任正在将唐王朝推向深渊。随着军功的扩大，这些少数民族将领权力越来越大，官至边镇节度使。以安禄山为例，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伴随权力而来的是更大的野心，于是他们招募少数民族为兵，建立起自己的私人武装。“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开元天宝年间，一场安史之乱标志着藩镇问题终于爆发。

玄宗在长安沦陷西逃过程中，慌忙下令让各地藩镇自己招募乡勇镇压叛乱，同时赋予藩镇独立的财政权，这样一来，虽然叛乱被镇压，但叛军余部退居河北，反心不死，终成割据一方的“河朔三镇”。那为何面对这样割据的区区三镇，能与中央对抗如此之久？我认为，一方面是双方妥协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此时藩镇内部产生的新变化有关。刚才提到，在实行募兵制后，军队成分由亦农亦军变为了职业军人，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只有军饷与军事掠夺。

这样，使得军队形成了“下重上轻”的结构，即：藩镇士兵权势盖过了军官甚至节度使，一旦军官没有满足士兵的要求，便会的发生军队哗变。以河朔三镇中魏博镇为例，其底层的精锐士兵称为“牙兵”，史书记载，“其凶戾者，强买豪夺，逾犯法令，长吏不能禁。”就连藩镇首领——节度使，在牙兵眼里取齐首级也如同儿戏，魏博镇先后有四位节度使在哗变中被杀，也难怪时人称“朝堂的天子，魏博的牙兵”，意为在魏博镇，哪里管你天子是谁，成千上万的牙兵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就是“天子”，就是王法，这跟历史上任何的割局现象都是不同的。其他时期的割据无论再混乱，割据地方总归是由地方首领管辖统治，而这一时期的社会构成则是自下而上，割据首领反倒成为了傀儡工具。

回光返照到退出历史

唐朝末期，黄巢起义作为导火索，打破了割据藩镇与中央王朝之间的均势。唐朝灭亡以后，历史步入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原来的中央内核消失，藩镇割据现象在这一时期更甚，他们复制了唐朝后期藩镇的内部体制。原来唐朝的文官几乎被屠杀殆尽，以武官为掌管首领，军队素质迅速下降，导致社会秩序极度混乱。

藩镇问题就这样同样在五代十国时期存续了五十余年，直到宋朝赵匡胤推行文治，多走了武将权力，由文官担任知州，同时进行大刀阔斧的军队改革，才使得困扰中华大地二百余年的藩镇问题暂时得以解决。至于文治武治有何优劣，在此就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俞鹿年，《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旧唐书·罗弘信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