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观点，鄙人认为“法无万世之法”。纵观历朝历代统治阶层也意识到这一点，法律、制度，都是因时而易、因情而易。用如今的眼光看，商鞅变法在当时的年代有其积极性，当然也存在违反发展规律的内容，商鞅的时代距今两千多年，能够制定一套令秦国迅速强大的法度，已是难能可贵。

在战国纷争的时期，哪国粮草丰足，军队战斗力强，哪国就能取得优势。商法也正是围绕这一宗旨展开的。

“废除井田，土地私有，奖励耕战，加强集权，重农抑商，推行法治，废除旧贵族特权等”。这些制度加上强有力的执行，使得秦国自孝公起，迅速崛起，实力凌驾于六国之上。

秦以一国之力灭六国，是孝公后历代秦王谨遵商法的共同成果，而非凭借始皇帝一代之功。尤其是“奖励耕战”这一条，大大激发了农人生产和军士作战的积极性。这在七国争斗，生死存亡的时期，确实是适合的，秦灭六国也证实了这一点，无可否认。

但到了秦统一六国后，基于大争之世制定的商法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为什么呢？

由“鼓励耕战”说起，此法确实在战争时期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到了和平时期，近乎无仗可打，如何根据杀敌数量施行奖励呢？废除旧贵族的特权，但是在历年对六国的作战中，大批立功的军士将领得到国家丰厚的赏赐，这些人成为了“新贵族”。立功有商，不会只奖励一个空头爵位，还包括大量实物奖励，比如封地，年俸，大量的国家资源分散于个人手中。而这些因功崛起的新贵，在和平时期会不会同化为以前的旧贵族，形成新的一股势力，存在疑问。

再比如重农抑商，打仗时最需要的物资是粮食，但到了和平时期，再行此法，反会阻碍商品的流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苛法律民。乱世用重典，来威慑限制民众们的行为，没错。但已经不打仗了，再继续轻罪重刑，严重时会激起民变，得不偿失。如反秦正是因陈胜等人不能按时服徭役，自知必死而引发的。太平之世再用极重的律法，不利于与民休息。再行连坐，也不利于稳定民心。

个人认为，秦国二世而亡，战时秦法没有在一统以后因时而异，确实有这方面的原因。但完全归咎于此，有些过。秦亡有其特殊性，秦皇在位十年，没出过什么大乱子。而突发性的秦皇暴死后，国家权力落到赵高、胡亥手中，四年即亡。不论是什么样的制度、法律，不同的施政者执行的效果是天差地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