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研究安史之乱时候，更多的是将这一场叛乱认作是毫无征兆的黑天鹅事件，毕竟从开元盛世到天宝年间，大唐帝国都是处于不断扩张的状态中，欣欣向荣的长安城内丝毫没有看到有任何的衰败的迹象。

那么从开元盛世到天宝乱象不过十数载时间，强大的大唐到底经历了什么，以至于让大唐迅速衰败……

抛开边将造反、对外战争失利等耳熟能详的原因，今天随着雨田一起从李唐王朝内部朝堂的斗争来看，边将们预谋已久的安史之乱其实早已在开元盛世就埋下伏笔。

朝堂突变，开元变得不开明了

开元元年（公元712年），先后诛杀了韦后集团和太平公主残存势力的唐玄宗登上帝位，在继位之处，唐玄宗励精图治，,任用的姚崇、宋瑾和张九龄等皆是当世名相，朝堂上一派君臣和睦的景象。《旧唐书记·玄宗本纪》记载：

“我开元之有天下也，纠之以典刑，明之以礼乐，爱之以慈俭，律之以轨仪。”

在开元年间，唐玄宗对中枢官僚体制进行了整改。

唐初改良和借鉴了隋朝的五省六曹制，设立三省六部制，对中枢权力进行了细化并且为权臣作乱让各部相互制衡，确保了决策的科学性。唐太宗时期，听言纳谏，且是三省六部人员多为跟随唐朝的勋贵。因此陇右勋贵把持的相权和皇权之间的关系显得极为和谐，从而造就了大唐第一个盛世——贞观之治。

高宗-武后时期，由于长期以来中枢被陇右贵族所把持，皇权受到制约，特别是可以镇压的他们的太宗去世之后，陇右贵族越发的跋扈。显庆三年（公元658年），门下省中书令褚遂良公然反对武后干预朝政，被贬到清化（今越南境内），次年，太尉长孙无忌公然造反，被灭族同时牵连了众多陇右勋贵。中枢机构迎来了大洗牌，在武后上台之后多用山东士族进入中枢替代老派勋贵，并专门针对三省六部进行了削弱。

随着政治版图的不断扩大，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三省六部制侍郎基本上相当于摆设，唐玄宗大肆不仅对中央精简吏治，“朝集而计最，校吏能也。”任命来自全国的“庶族”，瓜分在中枢的勋贵权利。唐玄宗启用翰林制度，过分六部权力，加强了皇权的统治。

三省六部的衰落的除了人员变动，其在机构上也发生调整，中书省和门下省合并成“中书门下”，形成了听命于皇帝的中书省直接领导中枢的现象，这也让相权对皇权制约减少。不过彼时因为有全国上下励精图治，担任中书令的姚崇和张九龄等人皆是能臣，因而还可以和皇帝和平共处，皇权还是相对收敛。

但到了张九龄去世，自李林甫升任首相后，中枢权力集中使用的的弊病就集中显示出来了：

首先在中书门省长官下对于皇帝的影响上，姚崇在担任宰相时候，“上初即位，务修德政，军国庶务，多访于崇”可见皇帝对于姚崇的信任，而姚崇本人也是“皆任以辅弼，委之心膂，财成帝道”促成了开元前中期政治清明的现象。

张九龄继任姚崇作为首相，作为状元寒士出身的他，在执政时期，也是围绕“民”思想，讲究利民，这也影响到了唐玄宗在执政风格上，也是回归到唐初的民生主，“贞观之风，一朝复振。”而且张九龄敢于和唐玄宗针锋相对，时长谏言唐玄宗。不过在张九龄任宰相后期，玄宗也开始慢慢反感，开元以来的君臣共治默契受到了挑战。

开元后期，心态慢慢膨胀的唐玄宗任用了善于“歌功颂德”的李林甫为相，口腹蜜剑的他排除异己造成了朝堂上下乌烟瘴气，党争不断。而此时本该可以制约中枢一人独大的三省六部名存实亡，不仅如此替代三省的“中书门下”也成了李林甫的一言堂。《旧唐书》中说到的“用人之失也。自天宝已还，小人道长”，实际上在开元末期就已经逐渐显现。李林甫为相时期“故杜绝逆耳之言，恣行宴乐，衽席无别，不以为耻，由林甫之赞成也。”

中枢机构三省六部的势弱，也让开元以来的“君臣共治”局面变成了皇权一家独大，皇权的高度集中的后果之一是依附在皇权下面的宦官势力得以抬头，以往在三省把持中枢时期，还可以制约宦官参政。

唐玄宗时期因为宦官高力士个人魅力和对于玄宗的高度忠诚，让玄宗也对这个潜在的政治之祸掉以轻心。虽然终究开元一朝在高力士的开明领导下，宦官势力除了当监军和掌握北衙禁军之外，并无出格之处，但高力士下面如李辅国和鱼朝恩等宵小之徒却在肃宗和代宗时期快速崛起，成为后期唐朝动乱的最大因素。

很显然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在后期皇权高度集中后，从内部开始腐败，中枢朝堂以李林甫为首的投机分子，开始享乐和党争，从官僚阶层就开始腐败，新兴的官僚士族阶无法对抗皇权，而老派的陇右勋贵又被中枢孤立，因而导致能制约皇权的中枢失去了应有的作用，放任皇权和宦官势力做大。

天宝崩坏，中枢吏治腐败

当然，皇权的高度集中不不见的是坏事，有时候碰到如洪武、永乐之类的明君，反而能有开疆拓土，实现逆袭。但开元后期已经步入老年的唐玄宗显然已经失去了当初开元盛世的决心。“,天宝以后，宴安骄侈，倦求贤俊，委政群下，彼小人者唯利是就，不顾国体”和晚年的汉武帝一样，好大喜功的唐玄宗开始了自己的独裁统治。

开元年间中枢还是有意模仿“贞观”年间的吏治，甚至恢复了武后时期取消的言官和谏官制度，但随着中枢对皇权的而控制减弱，这些言官制度形同虚设，对唐玄宗根本就没有约束力。天宝年间，唐玄宗不顾群臣的接连发动对西域和吐蕃的进攻，虽然收复了部分疆土，但是连年征战让大唐损失惨重，中央控制减弱，导致边将权力的做大。

在天宝后期，依附在皇权之下的外戚杨国忠开始掌握中枢权力“天宝以来，杨国忠、王鉷皆兼重使以权天下。”一人身兼“文部尚书、御史”等四十余职。这其实就是中枢权力被削弱，三省六部制度被瓜分的后遗症。而且天宝相对于开元而言，深得皇权信任的杨国忠甚至将手伸到地方，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则为杨国忠亲信，天宝十年后，剑南对吐蕃和南诏作战接连失利，最终导致中央势力削弱，从而引起边将为首的安史之乱。

结语

根据开元到天宝期间，中枢以三省六部制为代表的的相权不断减弱，从而引发在中枢皇权大权独揽。而同样的加强皇权，在唐玄宗整改三省六部时的初衷是加强效率，精官简政，而中枢官员也在姚崇和张九龄的带领下实现了开元盛世，但是在这个盛世下面更多依靠的是朝堂上的君臣一心，以及唐玄宗的励精图治。

而到了李林甫和杨国忠时期，中枢权力之间没了相互制约，让两大权臣独揽朝纲，造成了大唐中枢腐败丛生。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不过二十载，除了边镇势力做大，和井田制遭到破坏，中枢官僚统治阶层内部的腐败和相权被削，皇权加强也有一种必然的逻辑因素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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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新唐书》《唐会要》《试析玄宗心态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贵州社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