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绝对权力面前，父子的亲情真值得人相信吗？不是值得不值得信任。而是值不值得信任，都没有用。太子和皇帝火拼，主要是因为两个集团的矛盾已经激化到难以调和的程度了，没有这个基础，太子皇帝私人关系再差，也是万万不敢火拼的，有了这个基础，太子再孝顺，不想反他爹，也无非是被自己小弟火拼了，替他爹先去死而已。所以晋武帝司马炎仍然失败了，他失败的原因之一，显然是太高估权力者们的智商与理性了。跟权力者理性不理性关系不大，两个集团矛盾不可调和了，贾南风，司马越很理性，无非是被“天诛国贼”罢了。

的确，司马衷上台，任何一种权力模式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有一定的渊源和基础，司马炎自然不例外。司马炎是充分吸收了秦汉三国的所有经验教训，才打磨成了这样一个政治模板。举个最简单例子，刘邦分封诸王的时候，诸王数量少，因而大诸侯具有挑战皇权的可能，而贾谊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司马炎就吸取了这种经验，立藩和削藩相当于同时进行，使得诸侯王拱卫皇权有力、挑战皇权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讲，司马炎的模板，显然脱胎于刘邦，但优于刘邦——毕竟，司马炎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嘛。

很想知道从生产力要素的流动来看，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是怎样用较快的速度积聚起反对皇权的力量的。按照大家观点，照说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常年战乱，对生产力的破坏应该很大才对。难道是某些特定的技术手段并没有发展出来？司马衷是皇后所出，既嫡且长，符合封建继承制的所有要求。母亲弘农杨氏族人，妻子贾氏女，政治背景深厚，朝中奧援无数，他是司马炎的诸子中，唯一一个可以稳压司马攸一头的人。

历史上，司马炎竭力维护司马衷的太子地位，也正是恐惧死后帝位落在司马攸手中。感觉司马家一开始的方法是学汉高祖，以亲王屏蕃，拱卫根基不稳的皇权，只是刘邦所托有人，吕后无德也算有才，周勃等顾念旧情，文帝贤明，上位名正，统御有术，这才顺利渡过累三世方贵的瓶颈期，将皇统的威仪稳定下来司马炎就欠了这几个所托之人，而且行事为世家名声所累，不像刘邦那么能放开手脚。

中国那么大，中央是不可能管得了那么大地盘的，所以地方一定会有地方的势力，这个是除了今天的新中国以外自古存在的。而读书在古代尤其是宋以前（印刷术发明之前）是一件极为奢侈的事情，晋那个时候纸张甚至都还没有完全的普及，所以知识是极少数人的特权，特权就是垄断，所以这个问题在晋是没法解决的。汉生在了一个好时代，秦灭六国后，旧贵族团灭，地方势力还是空白，暂时还没有完全建立，所以西汉是个体制健康及强大的时代，到了东汉地方势力已经完全建立，中央布政就已经比较艰难了，好歹还有皇权威望，可以苟延残喘凑合着。

魏代汉，晋又代魏，导致皇权威望降低，这个时候皇权和汉朝的皇权已经不是一个含金量了，最多也就是个军阀头子，倒是和罗马帝国的“皇帝”比较像。所以想要长久，最好的办法就是：恢复分封制，当然不能封太大，要不然就得乱，大国诸侯最多封个十几二十万人口就行了，小国诸侯几千人口，就跟后世的神圣罗马帝国一样，中央皇帝占有最大的人口和面积，不再分给后继皇子，保持绝对优势。这样维持个至少200年还是没问题的。然后期待后世子孙争气点，或许还能重新统一中国。

想要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历史发展到西晋时大一统王朝无非是秦和两汉。而所谓的夏商周时代的治国经验与制度已经不值得借鉴了。所以司马炎所能用的前人的经验无非是从秦两汉中间找。首先无非是要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但凡大乱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必须要这样。秦大乱之后行法治，严刑峻法二世而亡。所以休养生息应作为国策执行下去，等到国力恢复后再做打算？那么问题来了，历史发展到西晋时朝堂之上能做主的已经不是皇帝了，而是各地的世家大族了。他们在朝堂上握着官印，在地方上掌握土地，佃农。这些世家手中的佃农是不用交税给国家的，他们只需要给这些世家交税就可以了。所以，司马炎如果要休养生息的国策就只能养肥本身就很庞大的世家。那怎么办，要不先遏制一下世家的实力，杀一批？罢一批不就行了？天真。

魏武帝世之枭雄，手握天下大全，刘秀位面之子，这二位都不敢随意杀世家豪族更何况本身就是世家豪族出身的司马炎呢（河内司马氏）。

所以司马炎没办法使西晋长治久安，加之选错太子（司马衷），大封宗室为王。司马炎也真的尴尬，结束乱世，统一中国的君王，竟然除了仁君外毫无正面评价，甚至是毫无存在感，他在位的唯一优点，可能真就是仁慈善良不杀大臣了，这究竟该说他是仁君，还是无能昏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