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丧葬文化是我国两千多年封建时期丧葬文化的鼻祖，两汉以后的封建时期的丧葬文化大多是汉代丧葬文化基础上的进一步完善。在先秦的奴隶社会时期，绝大部分平民百姓属于奴隶阶层，他们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想要如此富庶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汉时期，平民百姓相对充足的财富为他们开展丧葬活动、推崇厚葬风俗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一、汉代厚葬文化的形成

1、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汉王朝历经四百多年的统治，在这期间出现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昭宣中兴”、“光武中兴”、“明章之治”等盛世局面，由此可知汉代的政治大体都是清明的。稳定的社会和繁荣的经济为丧葬文化的发展、完善提供了合适的社会条件和物质基础。

从社会政治的影响方面来看。秦始皇统一六国，废除了先前的封国建蕃制度，推行郡县制，将全国分为36个郡。由此，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封建统治网，中央集权得以最大限度的加强。

汉承秦制，在政治制度上虽采取了“郡国并行”制度，但经西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中央集权同样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两汉之际，政治局势出现短期动荡，但汉光武帝又迅速重建了大一统的政权。

因此，从整体来看，汉王朝维持了全国统一的局势，并实现了长治久安。这一时期封建政治结构已建成，社会等级秩序也已稳定，丧葬文化不仅足以根据稳定的社会等级秩序制定一整套由天子到平民百姓的金字塔式的丧葬礼制规定，而且由于全国统一的政治局势而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步调一致地推广开来。

从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来看，经历春秋战国长时间的割据征伐，社会早已疲敝不堪。秦王朝在短短十五年时间里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活动，经济复苏力度明显不足。

汉初，统治阶级推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经过六七十年积累，生产力得到进一步提高，国力日渐强盛，社会财富逐步增加，再加之，汉时期，已经形成了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形式，并由此构建了汉代的社会结构，汉代平民百姓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这也极大的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因此，总体来看，汉代人们的生活是相对富足的。

2、豪强地主的崛起和宗族势力的膨胀

豪强地主与宗族势力在西汉中期逐渐崛起，并在东汉时期壮大。他们的发展壮大助推了汉代丧葬文化中的孝观念，也进一步强化了汉代丧葬文化中的祖先崇拜与家族墓地的形成。

两汉时期的豪强地主与宗族势力主要由两部分势力构成：其一为战国以来的封建旧贵族势力；其二为随着两汉地主经济的发展而新兴起的地方豪强大族。他们由于掌握了大量的财富，而被统治阶级所重视，尤其是在东汉时期，由于天子势力单薄，外戚专权，地方豪强地主与宗族势力几乎成为凌驾于政权之上的力量。

他们假借政权的庇佑与支持，操纵“举孝廉”的渠道，东汉以后，被“举孝廉”者几乎都是高官或豪强的后代，“举孝廉”成为地方豪强地主与宗族势力进入仕途的主要渠道，而后升迁至重要部门，成为各个政治部门的实际把控者。

虽说为倡导“孝”文化而实行的“举孝廉”制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其目的已被扭曲，但由于受到实际控权者的推崇，因此，“孝”在汉代平民百姓的丧葬活动中的重要地位依旧不可动摇。豪强地主与宗族势力的壮大也直接导致了汉代家族墓地的兴起与对祖先崇拜的重视。

豪强地主是以宗族血缘为核心聚居的，他们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血缘亲情与亲疏远近关系。因此，为团结宗族成员，增强宗族内部的凝聚力，他们则采取设立祠堂、侍奉祖先、划定家族墓地、明确葬入家族墓地者的身份等具体表现形式，使宗族内部成员生死相依、荣辱与共。

有些家族墓地绵延数百年，一家数世，夫妇、父子、兄弟并葬于此，而汉代客死异乡的人也往往要归葬于家族墓地。

二、汉代丧葬文化的伦理价值

1、丧葬文化强化了人们对“人格之天”的笃信

丧葬文化强化了人们对“人格之天”的笃信，为“尊天”做好了心理铺垫。首先，汉代人相信“人格之天”的存在是他们举行盛大的丧葬仪式的根源之一。天制定的道德标准是符合天自身的运行规律的，当人的行为符合天的道德标准时，则天将降下祥瑞以嘉奖人的行为，而当人的行为不符合天的道德标准时，则天降下灾异以惩戒人的行为。

汉代人们为了迎合天的运行规律，以求得道德行为上的认可，于是在葬地的选择上极为注重方位、下葬时日等等。最后，“人格之天”引导人们以丧葬文化为媒介大兴农业生产。这主要体现在祭祀方面，汉代人们认为，如果不是用亲自耕种的食物、亲自织就的布匹祭祀上天与祖先，就不能体现祭祀者的诚恳，上天与祖先便不会降下祥瑞。

丧葬文化彰显了天子的权威性，不仅从仪式上强调“尊天子”，并且让群臣百姓将“尊天子”的规范逐步内化。天子的权威是封建统治得以稳定和延续的基础，而丧葬文化中对天子地位的凸显就是以一种大众熟知且认可的形式确认并维护天子的权威性。

首先，天子的墓地建筑规模必须是最高且最大的，这是崇高地位的象征。如汉代盛行的覆斗式封土，其封土高度唯有天子为最，若诸侯或群臣、百姓的封土超过天子的封土，则必然受到严厉的惩罚。

整个汉代，虽以“厚葬”为主流，但“薄葬”的呼声也不绝如缕。不论是厚葬还是薄葬，天子的丧葬规格都是群臣百姓的风向标，如汉文帝主张薄葬，并留遗诏令群臣百姓不守三年丧，也因此使西汉皆以薄葬为主。在这些显性的丧葬仪式中突出天子的至高无上性，有利于维护天子在群臣百姓中的权威。

2、强化人伦关系

由于汉代社会结构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所构成的，因此宗族关系在社会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而汉代丧葬文化可以说就是围绕宗族关系展开的。

一方面汉代沿用严格的五服制度，而五服制度加强的就是以逝者为中心的最核心的宗族关系。五服制度将亲人及亲戚与逝者的关系划分为五个等级，根据宗族血缘关系紧密程度区分悲伤程度，再分别穿不同级别的丧服，从形式上让具有同一宗族血缘关系、甚至是同一级别宗族血缘关系的人具有身份认同感，在对逝者的缅怀与悲伤中更容易加强情绪上的联系。

另一方面，汉代完善的宗庙制度也是建立在宗族关系之上的。西汉的“昭穆之制”是以太庙为中心，将宗族内的逝者按“昭穆”顺序排列宗庙，东汉的太庙内“同堂异室”制则是以太庙为主庙，再将宗族内逝者的神主置于太庙的不同屋室内。如此一来，每一场祭祀都成为加强宗族关系的集会。

三、汉代丧葬礼俗的社会效果

1、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无益于死者

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也就是说，汉代每个皇帝要把每年三分之一的贡赋作为修建皇陵和宗庙的费用，这种惊人的耗费，无论对国家财政，还是对人民的经济生活，无疑都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浪费人力、物力还表现在举行盛大的丧葬仪式，大量的随葬品的丧葬仪式十分隆重。“帝王驾崩后，仅运送尸枢的灵车就有主、等方面。帝王的随葬品更是不可言语，与生前所享用的一样，种类繁多，不胜枚举，数量惊人，应有尽有，而且一些帝王为了能肉尸不朽，升入天堂，开始以“金缕玉衣”作为自己的护身符。

针对汉代这种奢侈的厚葬，有不少有识之士提出了薄葬。大量的人力、物力被用在丧葬上，势必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人民负担，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2、败坏了道德风尚和社会风气

汉代盛行的“孝道”也不泛亲孝之情而值得肯定的成份。但是，汉人在孝道上却走向了极端。他们不重视养生，一畏的追求死后的丧葬，导致“废事生而荣终亡，替所养而为厚葬”的风气流行于两汉。

汉代，由于崇尚厚葬，治丧费用越来越大，所以，这种敛财性礴帽，也就极为盛行。

结语：

我国被誉为“礼仪之邦”，礼仪是我国维系并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而丧葬文化是我国礼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的丧葬文化依旧流淌着中华民族传统礼仪文化最纯正的血脉、蕴含着丰富的风俗文化教化资源。

因此，我们今天仍旧倡导以丧葬文化为媒介“慎终追远”，这不仅是为了我们能够抒怀内心之“孝”，让我们可以对亡者表达最真切的哀思和最深情的追忆。近年来国家提出殡葬制度改革，大力推行火化，不准装棺入葬，这一新举措是利国利民的，它既节俭了社会财富，减少了土地浪费，也打消了一些人借丧葬搞大操大办的奢靡现象。

参考文献：

《史记》

《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