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宋朝建立后，为适应新的形势与要求，服务于新的时代，人们在重构开国故事的过程中，围绕与宋太祖、宋太宗相关的史事，出现了一系列造假与虚构现象，具体表现为通过伪造和虚构史事，来塑造宋太祖的神圣、仁德形象以及满足统治阶层利益博弈的需要等。导致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乃在于历史的当代性。虽然历史的当代性并不必然导致伪造与虚构史事问题的出现，但却为伪造与虚构史事提供了可能，而统治者对历史编纂的干预、普通民众及士大夫阶层普遍缺乏必要的史学素养、一些史家对史学求真原则的坚持不彻底等因素，则将这种可能变为现实。

《史学月刊》2015年 第11期

检讨历史，可以发现一个朝代一经确立，关于它的历史重构活动就展开了，其中历朝的开国故事在每一个朝代的历史记忆中都显得相当活跃，这在秦汉以下那些历世绵长的大一统皇朝表现得尤其突出。究其原因，乃在于每一个朝代的开国故事都涉及王朝正统、合法形象的塑造，并对之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在当时代引起社会普遍关注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有意思的是，在众声喧哗的叙述中，造假、虚构等行为也在人们对开国故事的叙述中大行其道。应该说这是一个颇有意趣的学术现象，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讨。为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本文以富有典型意义的宋代开国故事重构为例，试图对这一现象进行具体而微的剖析，以求正于方家。

一 鼓吹符命神异之事神化赵匡胤

秦汉以降，历朝历代都以合乎所谓五德、三统之义，做为皇朝存在的正统性与合法性的依据，在此过程中，由于开国君主处在五德或三统推移的转折时期，是旧天命的终结者和新天命的承接者，故开国之君是否得到天命，直接关系着皇朝正统性与合法性的获得，因此历朝历代都非常注意在开国君主身上下功夫，竭力将其塑造成为新天命的承接者，而其手法则主要是大力鼓吹符瑞神异之事，神化开国之君。

故宋太祖赵匡胤得国之后，与其相关的谶言大兴。赵普、释惠演、陶穀、薛居正、杨亿等都不约而同地将流行于五代时期的一些谶言，与赵宋的建立相联系，将这些谶言视为宋太祖兴起的先兆。与宋太祖相关的神异之事也为宋人津津乐道。如王禹偁称后唐明宗即位后常祈祷天降圣人，而赵匡胤就生在天成二年。杨亿称赵匡胤出生的当晚有奇异之事发生，成人后更是奇事不断，其中尤为让人瞠目的是有道人曾见赤蛇出入其鼻①。

就历史上流行的谶纬符瑞言论而言，北宋中期以降，随着理学的兴起，已遭学者大加挞伐。如欧阳修称：“郑惑谶纬，其不经之说汩乱六经者不可胜数。学者稍知正道，自能识为非圣之言。”②又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幽赞神明而生蓍’，‘两仪生四象’，若此者，非圣人之言，凡学之不通者，惑此者也。知此，然后知《易》矣。”③司马光自言诵读经书，读注疏，求圣人之道，“直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而从之。前贤高奇之论，皆如面墙”④。二程兄弟“在构建理学体系方面有着相同或相近的观点”⑤，表现在对异端的认识方面，他们一致认为：“治乱之在国，不可归之命。”⑥“人事常随天理，天变非应人事。”⑦程颐论“六天”，称：“此起于谶书，郑玄之徒从而广之甚可笑也。帝者，气之主也。东则谓之青帝，南则谓之赤帝，西则谓之白帝，北则谓之黑帝，中则谓之黄帝。岂有上帝而别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礼》言祀昊天上帝，而后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诸儒附此说。”⑧

受此影响，北宋中期，在历史编纂过程中，排斥符瑞妖异内容成为学者的共识。如宋初薛居正等在编纂《旧五代史》的过程中，将见于五代典籍的大量符瑞祥异事件载入史中，而欧阳修在撰写《新五代史》时，则将这些事件删而不载。如“在《旧五代史》中记载了朱全忠称帝前后出现的大量符瑞现象，而在《新五代史》皆被欧阳修一一刊落”⑨。司马光与范祖禹讨论修《资治通鉴》的原则时就称：“妖异止于怪诞，诙谐止于取笑之类，便请直删不妨……妖异有所儆戒，诙谐有所补益，并告存之。”⑩在建议刘恕修《五代长编》之余修《五代史志》时，对刘恕也称：“其符瑞等皆无用，可删。”(11)故《通鉴》一书所载祥瑞妖异事甚少，且若载必有深意。如其载汉平帝元始五年十二月符命之事之后，特地指出这是人为的结果：“是月，前辉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12)其叙南朝宋废帝异事：“先是帝游华林园竹林堂，使官人倮相逐，一人不从命，斩之，夜，梦在竹林堂，有女子骂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于宫中求得一人似所梦者斩之。又梦所杀者骂曰：‘我已诉上帝矣！’”胡三省对此称：“《通鉴》不语怪，而独书此事者，以明人不可妄杀，而天聪明为不可欺也。”然此语后又云：“于是巫觋言竹林堂有鬼。”(13)显见此事为实有，因有警戒意义，故司马光书之。其叙唐玄宗天宝二年正月安禄山入朝一事称，玄宗宠待安禄山甚厚，谒见无时。安禄山奏言：“去年营州虫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若不负神祗，愿使虫散。’即有群鸟从北来，食虫立尽。请宣付史官。”其奏为玄宗所接受(14)。又载天宝四载十月甲午，“安禄山奏：‘臣讨契丹至北平郡，梦先朝名将李靖、李绩从臣求食。’遂命立庙。又奏荐奠之日，庙梁产芝”。对此胡三省指出：“《通鉴》不语怪，而书安禄山飞鸟食蝗、庙梁产芝之事，以著禄山之欺罔，明皇之昏蔽。”(15)不过，司马光的《通鉴》叙事也有不可解之处，如其在叙述刘邦史事时，径录《史记》所云刘邦为“赤帝子”之事：“刘季被酒，夜径泽中，有大蛇当径，季拔剑斩蛇。有老妪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赤帝子杀之！’因忽不见。”(16)对此王应麟指出：“《通鉴》不书符瑞，高帝赤帝子之事，失于删削”(17)。考历代开国之君，史书多载其神异之事，《通鉴》皆黜而不书，今独于此书之，可知王应麟的判断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