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你那是利国利民吗？你是与民夺利！你下贱！

这就是司马光的核心思想，他就是看不起王安石的变法，就是认为王安石搞的是桑弘羊的那一套，就是与民争利，就是为了取悦君王的欢心而剥削百姓。

司马光有错吗？他就是不想重蹈覆辙，他有什么错？难道王安石就一定是对的？在这一件事上我并不认为司马光有错，反而错在王安石。真正为大局着想的是司马光，而为一己私欲的是王安石。至于为什么司马光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原因有二：其一、王安石变法有问题；其二、司马光不愿重蹈覆辙。

一：王安石变法有问题

1：拍脑袋政策

一颗药在研制过程中，科学家最先考虑的是无毒，其次是有效。同样，一项政策在颁布之前，政治家最先考虑的是不会有问题，其次是有效。在一项政策出台之前都会需要一些人反复开会研究，然后找一个地方试点改革，看看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效果后才开始全国范围内的推广。

王安石变法有没有试点改革？有没有反复研究？没有，王安石变法就是拍脑袋政策。王安石三言两语忽悠住了宋神宗，然后就直接上马全国范围内的改革。结果就出现问题了，政策被扭曲，变法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我们要知道秦国当年没有足够多的储备干部，统一六国后强行改革，结果直接崩了。王安石就是犯了同样的问题，没有试点改革、没有储备干部、没有应对危机的准备，变法彻底崩盘。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汲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这句话一针见血，但凡王安石吸取一点教训，他都不会失败。

2：政策实施时初衷被扭曲

青苗法：初衷是提供一项低息贷款，解决老百姓“青黄不济”的问题。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初衷被扭曲，青苗法成为地主套利的工具，地主用两分利息贷款，然后转手五分放出去，两还给朝廷，剩下三分与官家三七开。

这一点不是我随便瞎扯的，这是有依据的，史书记载：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这种套利是非常常见的，不过最可怕的是强行“抄家”。朝廷规定2分利，但是地方上却是5分利，而且还是强行摊派给那些不需要贷款的人，到期之后强行抄家，敛夺民财。

而且不止这一项，王安石变法的各项政策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扭曲，比如市易法。初衷是防止“谷贱伤农，谷贵伤农”，是均衡市场物价的一项政策，但是却演变成“囤货居奇”的奸商，导致大量中小商户破产，百姓深受其害。

3：变法带来的危害

王安石变法带来了什么？朝廷每年赚千万两，皇帝能多娶几个老婆，王安石的官位又能往上升两个台阶。但是无数百姓跌落“债务陷阱”，沦为赤贫、流民，因此就有了著名的《北宋流民图》。大量的中小商户破产，无数百姓沦为流民，社会危机加重，皇帝不得不罢黜王安石。

我们要时刻注意一点，罢黜王安石并不是司马光搞的鬼，而是宋神宗亲自罢黜的。为什么？因为天下流民四起，再不解决问题，那就会演变成全国范围内的农民起义。自宋神宗以后，历朝历代无不抨击王安石祸国殃民。抨击的有错吗？老百姓饿肚子是不是他王安石搞的？不要说什么王安石初衷是好的，如果他初衷是好的就应该听取司马光的建议，谨慎改革。

他为了解决宋朝财政危机，为了讨好皇帝，一拍脑袋就决定改革，如此鲁莽的行为估计匹夫都不一定能干出来，但是他王安石干出来了。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绝对不会如此鲁莽，草草改革带来的结局一定是草草收场，鲁莽的王安石最终付出了代价-含恨下台、众叛亲离。

二：司马光不愿重蹈覆辙

司马光是非常熟悉历史的，《资治通鉴》就是司马光写的，他在历史领域的造诣十分深，因此他一眼就看穿了王安石。王安石在宋神宗面前叫嚣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这和桑弘羊在汉武帝面前叫嚣的“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有区别吗？没区别，都是打着利国利民的口号来剥削百姓。

宋神宗年纪小，读书少，容易被忽悠。但是司马光可不一样，司马光“以史为鉴”，他可不容易忽悠。他和王安石的个人关系还是可以的，只不过两个人的政见不同。司马光强调的是什么？他强调的是规矩，大家都按照规矩来，那就不会有问题。春秋时期大家都不守规矩，结果“礼崩乐坏”，周朝没了。

王安石搞了一堆政策，司马光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怎么让官员守规矩？就比如青苗法，王安石规定是收2分利，但在实际执行中却是5分利，怎么办？司马光强调的就是先治官吏，让官吏守规矩，那么即使是坏政策也能改为好政策。但是如果官吏不守规矩，那么好政策也会变成坏政策。如果按照王安石的变法，那么宋朝很有可能步汉武的覆辙，引发社会危机，所以司马光坚决反对变法。

另外，对于司马光，王安石本人给出了一个高度评价：“司马君，实君子人也！”由此可见，司马光并不是只为一己私利，而是为了大局着想，不想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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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司马光能一眼看穿王安石？没错，就是因为司马光多读书。司马光熟读史书，他对历史的一些问题造诣十分深，并且浓缩了十多年的精华著成了《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拨开史书的层层云雾，让大家直接了解历史，铭记国家盛衰、民族兴亡，是了解历史的必读书。读资治通鉴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坑，吸取前人的经验，铺就自己的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