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内外：清代闺秀诗词研究》，张宏生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384页，108.00元

古代女性人口占了人口总量的半壁江山，女性创作的文本数量与留存情况却严重不匹配。这是结果，不是原因。女性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身影较为稀少，其原因非常复杂，国内外学界在长达百年的研究中，提出了多种观点。这些观点互为补充，有时甚至彼此矛盾，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领域研究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民国时期，一度出现了多本女性文学史，使得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创作受到一定的关注。自1990年代起，特别2000年之后，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创作受到不同学科研究者的重视，成为了重要的学术增长点。张宏生教授的力作《传统内外：清代闺秀诗词研究》汇聚了他二十几年来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与这一研究的逐渐兴盛几乎同步，堪称一种时代的见证。

清代文坛的诗词创作与文艺批评一向由男性诗人占据主导地位。一方面，他们的诗词创作是诗学研究的主要文本；另一方面，基于其创作而生成的诗学批评体系，也是学界的主流文艺思想和权威标准。上述两方面内容，构成了清代诗词研究领域和具体议题的“大传统”。此为旧话。

那么，清代女性文学创作是否在题材、艺术形式以及诗学思想方面有自己特别的贡献？女诗人们是否有自己偏爱的主题和艺术手法？在研究时，是否应当思考有别于男性文学传统的评价标准乃至评价体系？此为新题。

对于上述旧话和新题，作者在书中一一进行了颇具洞见的解答。

应当看到，上述这些问题至今在学界仍存在重大分歧。有的学者高度肯定女性书写的独特性；有的学者则持相反的看法。本书作者通过对清代女性诗词创作的具体观察，站在文学史发展的角度，认为古代女性写作可以“看到一条有所传承并不断发展的轨迹”，“特定的生活环境和性别感受”也会让女性作家们在向男性为主的雅文化传统靠拢的同时，保持一定的“疏离”，从而说明了她们文学书写的价值和特质（《前言》）。

例如，对于一般被认为是炫才的咏物诗，通常学者们更关注其用典的特色，以及寄托的追求等。作者却往往能从这些传统的角度跳脱出来，另辟蹊径，比如通过女性对新鲜事物的细腻描写、对日常生活从自身体验上升到艺术描写的文本剖析，肯定了女性作家在咏物诗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也为学界提供了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领域，即对同一事物的吟咏如何贯彻于不同性别的具体写作中。再如“一些和闺阁相关的物事”，以骆绮兰的《女伴中有以香奁杂咏诗见示者戏为广之得十六首》为例，所写题材“部分在清代已经成为诗坛共同的题材，……有时也被男性诗人用来描写艳情”（第5页）。这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即通过对文本广泛而细致的解读，观照性别写作及评论的一些重大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以小见大，来引发进一步的讨论。

作者涉及的层面较广。如关于女性词作中出现的一些艳情咏物题材，该书从雅俗之分与传统内外、普泛之情与切身书写、观看角度与自我意识等几个方面探讨了产生这类题材的具体原因，认为“她们不断介入一些反映男性性别观念的题材，有时还加以扩充，多方开掘”（165页），不仅是受到男性文人的影响，同时还有自己特定的创作追求。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仅开拓了女性词的题材，而且与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中身体与写作方面的学术探讨不谋而合。

与以往的妇女文学研究成果不大一样的是，这本著作在研究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创作之外，还研究了叙事文学中虚拟的女性写作问题和女诗人形象的叙事想象。作者以最著名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为例，研究了这一被小说作者虚构出来的女诗人形象，从她的诗学见解及其实际创作之间的差异性入手，讨论了诗学研究领域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作家的诗学思想与其创作实践之间，往往存在着差异性，“林黛玉身上出现的这个现象其实也是实际生活的某种反映，及批评和创作之间的不平衡”（256页）。

追源溯流，比较异同，作者将这种经典的文学研究方法娴熟地运用于女性文学的研究，很像当年胡适用经史考证的方法来研究小说。例如，作者认为，同样描写迫切想要见到情人的题材，沈彩的《千里镜》比柳永的《八声甘州》“更近一层”，但二者的心理并无二致：柳词之迫切，在欲识而误，欲见不得；沈词之迫切，在欲借千里镜第一时间见到情人而不得。二者殊途同归。从这个角度出发，对于明清女性作家在诗词领域的创作成就给与了较高的评价。例如，清代的不少诗词作家都对新事物很敏感，但同样是描写新事物，作者认为归懋仪的《千里镜》，其“想象力和表现力，放在同类作品中，是非常出色的”（11页）。结合本章的相关研究，这种评价无疑很有说服力。

作者进一步指出，明清女性作家除了投向外部的眼光和诗性考量之外，也会把目光转向自我，审视自己的人生，抒发自我的身世之慨与才名焦虑。本书即以清代著名女诗人沈善宝为例，不仅翔实地研究了她的诗作，而且剖析了她的诗学论著《名媛诗话》。在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过程中，沈善宝不仅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中集中体现了她的生活观和审美观，而且通过求师和求友，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社交范围，巩固了自己的文学声名和社会影响力。在明清女性作家自我表达与价值实现的研究中，这些看法是非常富有启发意义的。

其他诸如寄外书写、行旅书写、女词人与李清照等以往不为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本书都进行了以点带面式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本书里，记载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不同于传统的案头阅读与研究，作者和历史学家杜芳琴、罗溥洛（Paul Ropp）两位教授曾一起去探访了贺双卿的故地。贺双卿是古代女性文学史上的一个著名谜题，有的学者认为此人是被杜撰出来的，用来满足那些社会底层男性文人对自我价值被认同的渴望；有的学者则认为她是真实存在于历史中的，她奇特的人生遭际以及与男性文人的唱和交往，都证明了蒲松龄阐述过的一个观点：“腻友”可贵，“色授魂与，犹胜于颠倒衣裳”（《聊斋志异·娇娜》）。这次探访并没有得出确切的结论，但其意义并不因此而减少。几位教授用行动说明了女性作家声名存世的不易，肯定了对女性作家及其创作进行研究的学术价值，呼吁需要用更多的途径和更复杂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同时也为古代女性文学探索了一个或许更贴近历史真相的研究方法。这次探访，不仅是史学与文学的交融碰撞，也是对这一文学现象本身价值和意义的实践验证，至于贺双卿其人是否为真实，反而退居其次了。

当然，还有些可以进一步展开研讨的问题，本书可能限于篇幅，未能充分讨论。例如，张婉仪所作《除夕》诗，描写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印象的除夕夜家庭团聚场面：女诗人的儿子一家、两个女儿及女婿都到父母这里来相聚。是当地风俗如此，还是有什么更为具体和幽微的原因，作者没有进一步探讨，略显遗憾。另外，明清之际著名文人钱澄之，因家境贫困，无力为子女成亲，他的儿子最终选择了入赘。他的二儿子入赘当日，钱氏写诗庆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类似这种富含社会学和民俗学问题的诗作，也是值得深入细究的。

通读全书，我的总体感受，诚如作者在这本著作的“前言”所说，“多侧面、多角度地去考察清代闺秀诗词作家的创作”，“不仅能够对这个特定的群体有更多了解，同时也能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某些面向，有更为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