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和张居正的权力互动上，那叫一个有所作为，玩的就是“先予后取”。万历皇帝貌似给了张居正无限的权力，却在其死后变本加厉的收回，张被抄家，其家属要么处死要么发配充军。而张居正本人对待权力的策略则是排除一切异己，打击报复那些异议人士。张居正事实上是张扬的，这与一些人为他打造的“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形象大相径庭。

张居正不是不善于谋身，而是他低估了朱翊钧，以为小皇帝永远在他的羽翼之下不会成长。而且在万历年间，张居正广受其他大臣非议的还是他的“夺情”之举。公元1577年九月二十六日，张居正父亲病死，按封建礼制，他必须回家奔丧守孝。但张居正没有回去，他虽然上疏向皇帝请求回家守制，但却在这里露出一个马脚。

张居正“露意冯保使留之”，请他的战略合作伙伴冯保想办法将自己留下来。朝廷权力争斗激烈，在此前的公元1576年正月二十三日，辽东巡按御史刘台上疏弹劾张居正专擅威福，蔑视祖宗成法。刘台还披露张居正在湖北江陵老家大兴土木，豪华奢侈程度如同王者。这是逾制了，乃为人臣者之大忌。

刘台是隆庆五年的进士，正是张居正所录用，后又得张居正的重用，由刑部主事推荐为御史。现在一个学生如此言辞激烈地揭发恩师，张居正当然是情何以堪。而且刘台奏疏中所举诸事，张居正又提不出反驳的证据。由此张居正只能以攻为守，向万历皇帝打辞职报告。此事的张居正却是皇帝须臾不可分离的恩师兼朝事仲裁者。

在张居正和刘台之间，十四岁的万历皇帝几乎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前者。朱翊钧对张居正“慰留再三”,张居正也成功地化解了他万历年间一个重大的人生危机。不过，这并不代表朝廷上的他就没有对手或潜在对手。张居正的威胁依旧存在，如果不是内阁首辅这个位置为他提供了权力保障，毫无疑问，挑战者将层出不穷。

所以张居正不能须臾离开他的工作岗位，就像皇帝不能须臾离开他那样，这是万历初年帝国的一个现实。公元1577年十月十八日，翰林院编修吴中行上疏弹劾张居正夺情违背“万古纲常”。二十日，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联名上疏，弹劾张居正夺情乃“贪位忘亲”,是不孝不义之举。二十四日，观政进士邹元标更是上疏批评张居正“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与禽兽无异。

他下令对吴中行、艾穆、沈思孝等人各杖打八十，邹元标因为骂得最凶，张居正杖其一百六十下，算是最严重的警告。这五个人被打得死去活来，惨不忍睹。打完之后张居正还做出处分，将吴中行、赵用贤开除公职，艾穆、沈思孝、邹元标则分别发配到凉州充军。一时之间，肃杀之气弥漫朝廷，万历皇帝看着张居正展开的严厉惩罚默不作声，没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或许这样的时刻，万历皇帝开始对这个内阁首辅心生畏惧了吧。公元1578年三月十三日，张居正夺情数月之后出京回家葬父。我们来看一下他是如何高调的：相关史料记载，张居正所到之处，州县地方官都长跪迫候，抚、按大员则越界迎送，各地藩王也都如同面见皇帝一般面见张居正。至于接待规格那是山珍海味，层出不穷，张居正来者不拒。

要命的正是这“来者不拒”,因为若干年后他身败名裂之时，万历皇帝从他家中抄得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事实上在万历年间，很多迹象显示张居正太不懂得韬光养晦了，天要让其亡，必先使其狂。张居正三月十三日出京，六月十五日还朝，短短三个月时间朝政也紧握手中毫不松懈。

表面上看万历皇帝对张居正是尊重，因为张居正出京后，皇帝专门交代次辅吕调阳等人：“遇大事不得专决，必须飞报张居正，听张居正定夺。在此情形之下，吕调阳心里极不舒服，连上十疏称病不出，要求归里。就在张居正归家葬父之时，公元1578年三月，户部员外郎王用汲上疏弹劾张居正排除异己，用人唯亲，他甚至痛批万历皇帝“一切听任张居正所为”。

张居正勃然大怒，回京后第一件事就是将王用汲削职为民。万历八年(1580年)南京兵部主事赵世卿奏陈“匡时”五要，明确反对张居正改革。同样是在南京，前兵部尚书刘光济在万历五年九月反对张居正谋情”,这使得张居正改革的口碑基础变得相当薄弱。而张居正在万历九年(1581年)推广的“一条鞭”法无差别地将那些豪族大户推到自己的反对面上。

以一人敌千万人，张居正真正是自寻死路。虽然张居正改革后帝国国库日益充裕，但张居正的倒下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去世。随后由于太监张诚等人东山再起，反攻倒算，万历皇帝下令抄没张居正的家并削其生前官秩，夺其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告示天下。

万历皇帝和张居正的关系就这样从“须臾不可分离”一夜之间转成一刀两断、恩断义绝，这其中权力的嬗变应该说起了关键的作用。因为权力及其嬗变的过程最终会演绎成一条抛物线，张居正的在耗损，皇帝的则在增值。万历皇帝长大成人，可以对张居正说“不”，也必须说“不”，仅此而已，世事没什么悬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