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原本三家之中相较于其他两国，魏国疆域较为分散，管辖起来颇有难度。

然而就在魏文侯作为初代君王上任没多久，便扭转了局面，魏国迅速成长为一个强国，称霸中原，甚至压制秦国数十年之久。

一家独大的先决条件

魏国最初在地缘环境方面的劣势十分明显，国土主要分布在如今河南省河内地区以及山西省的西南部分地区，与四周的秦、赵、韩、郑、齐、卫均有国土交界，可谓是腹背受敌。

若是当时这些国家有余力进行征战讨伐，对魏国群起而攻之，这样的国土地缘条件，定是被他国蚕食的一块“肉”都不剩。

可偏偏“其他因素”的丰富性，决定了魏国发展前途的光明。魏国这看似分散的国土，实则为魏国发展提供了“沃土”。

晋国之强，是秦穆公去世后的秦国所不能匹敌的。

秦国早期社会发展缓慢，地处偏僻的关西地区，与中原国家鲜少往来，闭塞的环境造成发展受限，一度处于落后的位置，致使其长期受制于他国。

而当时的晋国发展迅速，一跃成为大国，即便后期因矛盾纷争，最终分裂为韩、赵、魏三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内部发展程度的先进性还是影响到了三国的初始国力。

当时的魏国定都于晋国的中心地带，占据着晋国的大部分领土，可以说保留了晋国最原本的实力。

此地土壤肥沃，农业经济发达，尤其是河东地区，是原来晋国的经济、政治中心，其发达程度远远超出分布在其他两地的韩、赵两国。

就是在军事上，看似腹背受敌却也有着天然的“威慑力”，尤其对于此后崛起的秦国而言。

早在春秋时期，晋国为了进一步消除西边秦国的威胁，曾发动麻隧之战。

这场战争不仅让秦国惨败，更是大大损耗了其国力，晋国军队打入秦国腹地侯丽，秦国被打得奄奄一息。

自此之后，秦国对晋国心存畏惧，十几年都不敢与晋国争锋。

而从晋国分支出的魏国此时不过是“换了个名号”，其军事之力，还可将秦国压制在函谷关以西，使其无力染指中原。

除去魏国经济、军事上的实力以外，尽管此时的魏国四面背敌，但其他各国忙于内部纷争，根本无心扩张，比如赵国发生了“赵恒子之乱”；齐国正在经历“田氏代齐”的残酷斗争；楚国大国腐败，内外交困；韩、燕等国外患仍未除尽，自身难保。

因此这样的局面给了魏国更加有利成长时间和条件，从而弥补地理位置上的缺憾。

而魏国改革的“操盘手”便是魏国第一任国君魏文侯。

贤明国君，化劣势为优势

“孤木不能成林”，治国之道虽是决定权掌握在君主手中，但若是没有贤士为其出谋划策，君王目光所及之处，便是他所能达到的广度，要想改革的足够彻底，关键就是有一群愿意为自己卖命的人。

魏文侯能够获得李悝这样的变法奇才，自是少不了其礼贤下士及用人之道，魏文侯的“智囊团”中很大一部分人为士阶层，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莫不如是。

人才涌泉般的出现，则是因为魏文侯搬开了压在知识分子身上的“大山”即“世卿世禄制”。多年来，权势掌控着朝野，魏文侯主张“夺淫民之禄”就是要将旧贵族时代享受的政治经济特权连根拔起。

“食有劳而禄有功。食有劳而禄有功”“来四方之士，因能而授官”，大大鼓励了士阶层的才能之人参政的积极性。翟璜、李悝、吴起、乐羊便是以此委任的。

这些被委任之人，更是将“接地气”的策略应用在了自身所辖事务内。

比如吴起为西河郡守时,为攻克秦的小亭,曾悬赏“有能先登者,仕之国大夫,赐之上田、上宅”，以此来鼓励人们杀敌立功，形成同仇敌忾之势。

魏文侯有了“变法”的人员阵营，面对亟待解决的国土分散问题，他先是对外进行了适度的军事扩张，将中山国消灭，并令吴起占领秦国黄河以西至洛水之间的大片土地，派设军队进行国防巩固。

公元前358年,魏派龙贾率师筑长城于西边,这是在大梁以西建筑长城,用以防备秦国。

对内魏文侯采用李悝所建议的“尽地力之教”、“平籴法”等重要政策，来缓解由于国土分散带来的“人心不和”的问题。

古代平民百姓想要的东西很少，不过是安居乐业，可这对于从前的魏国人来说并不容易。

魏国分散的国土导致地少人多，迫于生计百姓纷纷外流至秦国，“秦地旷而人寡,晋地狭而人稠,诱三晋之人,耕秦地,有其田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

李悝的变革策略正中靶心，他提出的“尽地力之教”是充分使用土地，依据作物抗灾能力而杂种五谷，避免单一作物歉收导致百姓忍饥挨饿；

在耕作技术方面，他讲求深耕，注重收成的时机，避免因灾害导致损失，通过农、桑、园艺并举，多种作物经营的方法，保证了百姓的生活需求。

不仅如此，为了充分获得百姓拥护，魏文侯还号召百姓与地“同耕同休”，从而避免了一味追求收成，将本该留给百姓冬季休养生息的时间用来从事其他劳务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的土地没有增广,人民没有增多,收入怎么却高出三倍?”

在听闻解扁回答冬季使其伐木后，魏文侯当即便表示了反对。

除此以外，“平籴法”对百姓的基本民生更是有了进一步保障，为了防止粮食产量起伏不定，粮价不稳造成的“谷贱伤农”与“谷贵伤民”，魏文侯按照建议，对粮食做了国家干预。

在丰收时平价购入农民手中余粮，碰上荒年，国家出手将粮食以平价卖给市民，从而让农民与市民均能受益。这项举措对于繁荣个体为主的小农经济，巩固封建政治统治大有裨益。

结成“三晋联盟”以固统治

不过，想要外部环境始终保持和平状态，对内整治远远不够，而适度扩张，加强国防只能保证短期疆土交界地区不受干扰，也不是长久之计。

队内拥有“智囊团”的魏文侯，对外也为魏国找到了“联盟军”，即魏、韩、赵之间的联盟，史称“三晋联盟”。

这个联盟是促成魏国之强大的重要因素，有了韩、赵的同心协作，才有了其与秦、齐、楚等众多老牌大国分庭抗礼的机会。

在赵国与韩国之间并未有联盟之心时，均找到魏文侯以助力，目的便是合力将第三国灭掉。

“韩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应之亦然。”

这其中便体现了魏文侯的远见。

相对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时的魏文侯更想把三个国家的力量联合在一起，因为他们需要共同面对的不只有彼此，还有一有风吹草动便可能起兵将他们一举歼灭的他国。

在魏文侯的“撮合”之下，三国终于结成同盟。在公元前405年魏发动的进攻齐国的战争中，有了其他两国的帮助，魏国获得全面胜利，否则以魏国一己之力，很难完成这一次的进攻。

此后“三晋联盟”又与齐国、燕国联合，一起对抗逐渐强大起来的秦国。

魏惠王以后，秦国已经可以将大国蜀国打得连连败退，占领义渠25城，秦国势力的强大，使得称霸的天秤已严重偏向于秦国。

而魏国王君却在此时不再重视“三晋联盟”，甚至一度想将韩、赵两国灭掉，使得联盟最终破裂，三国各自为战，却均显力量不足。

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使魏国伤师失地,其霸主地位也随之丧失了，同时期因为任用商鞅进行变法的秦始皇，却逐步实现了“大一统”，魏国从此不复存在。

魏文侯的贤明

魏国的繁荣始于变法，最终消亡于他国通过变法而实现的富国强兵，这一切均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却不能由此否定魏惠王的贤明与魏国变法的成功。

除了军事和政治，魏文侯的贡献体现在他对于学术的宽容度上，他主张儒法兵同用，兼容并包，没有为了加强思想统治，对其不采纳的学术进行干预，这也让敢于大刀阔斧变革的法家人物李悝出现在了历史舞台上。

同时魏文侯在听取田子方等人的真知灼见之时，也会对自己做法中的不足“心有惭愧”，此等胸怀之宽广极为难得，于魏国百姓而言为“贤明之君主”。

这一点相较于秦始皇嬴政而言，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嬴政虽进行了六国统一，推动历史进程，但其文化方面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是给中华文化带来了一场严重的破坏。

嬴政为了能够巩固政权，采取暴虐的治国政策与魏文侯政策中的任人唯亲大相径庭，从历史角度看嬴政是进步的，但从政策的先进程度上来讲，不见得就优于魏文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