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史研究界，大家一般认为王安石不失为君子。他在变法过程中因为急于求成，任用了吕惠卿、曾布、邓绾、吕嘉问、章惇、蔡京等小人，而这些小人得到权位反而排挤倾陷王安石，导致变法派内部分裂。这种说法不无一定道理。

与范仲淹、王安石相比，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章惇和蔡京等人在个人操守和政治信念上有很大的差距。范仲淹和王安石虽然也是皇帝的臣子，但他们主动向皇帝上书要求变法，主要考虑的是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尽管这其中也包括皇室的利益。

为了使国家国运昌盛、长治久安，范仲淹和王安石二人在相隔15年的时间里，先后指出北宋王朝当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大声疾呼变法革新。

他们将个人的升迁视作推进变法的手段，而没有刻意去追求个人的名位利禄；在变法遇到严重阻碍时，他们主动离开中枢职位，以明心迹。从范仲淹和王安石身上，我们看到了以孔孟为代表的主流儒家学者视个人名位和富贵如浮云的淑世情怀和高尚人格。

与范仲淹、王安石相比，吕惠卿、曾布、邓绾、吕嘉问、章惇乃至蔡京、童贯等人就有很大不同，这一批变法派的中坚人物虽然也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坚持了自己的变法主张，从不同方面为北宋变法做出了一定贡献，但他们在皇帝和后党势力面前成了“软骨头”。

之所以会这样，自有他们本人内在价值观的问题。他们将个人的名位和富贵紧紧与变法捆绑在一起，把变法作为成就个人功名利禄的工具与途径。邓绾的一句“笑骂由人，好官我自为之”，将自己从事变法的真实想法大白于天下。

章惇更是如此。宋哲宗亲政后不久，章惇即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他一方面恢复了王安石变法的诸多内容，一方面加大了对司马光、苏轼等反对派的打击力度，“重得罪者千余人，或至三四谪徙，天下冤之”。这是王安石时代所不曾有过的。

在神宗时期，王安石同司马光、苏轼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政治观点方面，私下里三人保持了良好的朋友关系，这在史料上是有明确记载的。蔡京进入政坛后，经历了变法与反变法的长期政争，但他既能受到王安石的青睐，也能讨得司马光的欢心，这种现象着实耐人寻味。

从范仲淹、狄青、王安石、王韶相同的命运中，蔡京看透了玄机。他主政后推行的第一个“大政方针”，就是迎合宋徽宗的个人好恶，并变本加厉。蔡京一方面支持徽宗把王安石加封为“舒王”“配享孔子庙”以表明肯定变法；另一方面将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定为“奸党”，并树立“奸党碑”，从而把北宋后期的变法扭曲为一场无原则的政治斗争和政治迫害。

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蔡京、童贯、朱勔、王黼等“六贼”沆瀣一气，把宋室朝廷里尚存的有正义的士大夫驱逐净尽，几乎全部换成了善于迎合宋徽宗个人趣味和好恶的小人，这是北宋官场出现的一个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随着这一过程的逐渐完成，北宋一朝也走向了末路。

“六贼”之党一方面以“富国”的名义搜刮社会财富，一方面积极引导徽宗纵情享乐，并“倡为丰、亨、豫、大之说”。这样一来，徽宗就过上了修艮岳、采运花石纲、建道观、频繁举行斋醮活动的糜烂生活，沉迷于“成仙梦”中不能自拔。

为了让蔡京等“六贼”替他打理朝政，宋徽宗也投桃报李，一方面巧立名目对这批人加官晋爵，一方面无原则地施予各种赏赐。除金银、美人、玉帛、田宅外，他还经常赏赐“空名告身札付”。对宠信的臣子直接赏赐“空名告身札付”，这对北宋王朝来说无疑是一种自杀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