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拓跋氏家族数代人的奋发图强

鲜卑拓跋氏是非常有进取心的部族。自公元386年拓跋珪在牛川称魏王起，经过数代人的励精图治，到公元494年的100年间，拓跋氏建立的北魏，从一个弱小的部族发展成为西至哈密，东至辽西走廊，北至外蒙，南至淮河的强大国家，在华夏版图上两分天下有其一。

家族的成功源于数代人的不懈努力。拓跋家族也是如此，从拓跋珪到拓跋宏数代人的轨迹，可以看出这个家族的励精图治，奋发图强。

创始人拓跋珪搭建了北魏的架构雏形；他的儿子拓跋嗣虽然恰逢南朝战斗力最强大的时期，不仅抵御住了强大刘裕的进攻，更向南扩张了300里；

拓跋嗣的儿子，雄才大略的拓跋焘完成了整个北方的统一，一度打到建康城下，终结了南朝蓬勃向上的“

元嘉之治

”；

拓跋焘之后，他的儿子拓跋晃虽没有建立不世之功，却也为政清明；

拓跋晃的儿子拓跋濬也同样减轻民负，修生养息；

拓跋濬的儿子拓跋弘北伐柔然，南征刘宋均获大胜，他对内大力解放生产力，推动游牧向农耕进步；

拓跋宏4岁即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北魏孝文帝，在他的任上，不仅极力推行汉化，更做出一个对中华历史影响巨大的举动——南迁都城。

孝文帝拓跋宏的南迁对北魏来说，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举动。

二、一个软道理，使得南迁与众不同

在鲜卑的各个部族中，拓跋部是最落后的，因为他们内迁的时间最晚，当他们来到长城外的内蒙古草原时，包括匈奴、羯、氐、羌和鲜卑的其他部族，已经在长城内生活繁衍多年。

拓跋珪在平城（今大同）建国前，拓跋部都还处在完全的游牧状态。建国后，拓跋各部即使居所固定，不再迁徙，也是采用游牧民族的分居方式，即各部落根据血缘的远近进行“

分土定居

”，著名的北方六镇就是如此的产物。

随着北魏生产力不断提高，民族不断融合，拓跋氏越来越感受到京都平城的局限性。

首先，拓跋氏虽然逐步摆脱游牧的落后生产方式，转而向先进的农耕生产方式转化。可是这样的转化相对于民众的要求还是太慢，特别曾经属于中原王朝的汉民族，他们本就是先进的农耕民族，他们和少数民族的融合交流，也拉动了少数民族对先进生产力的渴望。先进生产力的直接表现就是生产效率高，使得人们的生活质量更好。可是底层民众的要求却触犯到了拥有众多奴隶的贵族利益，引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使得贵族和民众之间矛盾加深，结果就是民众的不断起义，这样的起义对生产力又造成了严重破坏；

其次，平城做为京都，人口越来越多，地盘越来越庞大，粮食供应成了瓶颈。平城地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交界，是个可耕可游牧的地区，因此地位非常尴尬。重要的是，平城做为京都需要大量的粮食供应，大量的粮食供应就需要大量的粮食生产。北魏曾试图不断往北方塞外移民，让人们在塞外耕种，可是粮食产量并不高，生产的粮食仅仅能支持北方六镇的军粮消耗，因此向北方要粮食行不通；

第三，北魏逐渐摆脱游牧向农耕转化，掠夺已经不再是增加财富的途径，转而是要以防御来保证耕地和人口的安全。因此，军事战略就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的军队是为了掠夺，现在的军队是防御，而平城距离塞外的北方民族如柔然等太近，这些北方民族一旦遇到天灾等因素就必然南下，平城常常首当其冲，成为战争之地。

因此，以上三个硬道理导致北魏必须南迁。

可是，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南迁是从维护拓跋氏帝王统治的战略考虑，对北魏各阶层的贵族而言，他们大多数并不支持，因为南迁意味着固有利益将被打破，因此拓跋氏的皇帝们虽然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可是都没有实施迁都的行动。到了孝文帝拓跋焘时代，对汉文明向往已久孝文帝将迁都变成了现实。

因为，在孝文帝眼里，除了以上三个南迁的硬道理之外，还有一个软道理，这从孝文帝拓跋宏和任城王拓跋澄的一段对话中可以看出端倪。

拓跋宏对拓跋澄说：

“我们国家发迹自北方，之后南迁来到平城，虽然现在我们的地盘已经非常广阔，可是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因为文化还没有完成统一，平城这个地方是用武的地方，不是文治的地方，要移风易俗非常难。”

从拓跋宏的谈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的一个软道理，就是要完成对北方各部在文化和风俗上的统一，形成一个和中原的大一统完全一致的“

统一

”。

这个从内到外的“

统一

”，才使得北魏的南迁有了历史性的意义。

三、两座城市的选择

孝文帝要南迁，有两个地方是新都城的合适选择：邺城和洛阳。

邺城在今天的临漳，比洛阳距离平城更近，也比洛阳更靠北，相对来说，更利于习惯寒冷的鲜卑人的生活。重要的是，邺城比洛阳更加富裕。

邺城是曹魏时期曹操重点营建的都城，是曹操在这里建著名的铜雀台等三大台并大会群臣的地方。后来羯人石勒建立后赵和鲜卑慕容儁的前燕国，都在邺城建都。邺城所在的冀州，是北魏重要的物资供应基地，被认为“

国之资储，唯籍河北

”。遇到饥荒时，邺城所在的冀州地区也是北魏对饥民的安置地。

除此之外，邺城的漕运也很发达，经过曹操的经营，有多条沟渠可以通黄河和江淮。邺城更有军事战略上的地理之利。当初石勒之所以在邺城建都，就是因为邺城有

“三台之固，西接平阳，山河四塞”。

洛阳是东汉、曹魏和西晋几个朝代的国都。相比邺城，洛阳做为国都的历史虽然久远，可是自西晋灭亡的“永嘉之乱”后，洛阳遭受到极大破坏，号为“

荒土

”。

因此，相比邺城，洛阳在硬件上没有优势。

孝文帝却要迁都洛阳。

四、为何选择洛阳

在孝文帝拓跋宏的曾祖父拓跋焘时代，就有过迁都的讨论，当时主要从经济的因素考虑，大多数人主张迁都富裕的邺城，却遭到汉臣崔浩等人的反对。崔浩等人认为迁都邺城只能救一时的饥荒，对国家来说不是长久之计，国家的长治久安赖于文化政治。

在硬件方面和邺城无法比的洛阳，却恰恰在文化政治的软件上有邺城无法比拟的优势。

孝文帝拓跋宏是具有雄才大略，大一统思想的君主，他需要获得中原民族在文化思想上的认可。东汉以来的京都洛阳，代表着华夏正统观。以拓跋宏的天下意识和君临天下的胸怀，他必须以洛阳为京都。

前面所述的拓跋宏和任城王拓跋澄的谈话中，除了谈论南迁的原因外，孝文帝拓跋宏还谈到了他迁都洛阳的原因：“

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

”他认为长安和洛阳是传统的帝王故都，因此以这两个地方为都城，才可以真正问鼎中原。

其实，迁都洛阳也是桓温和刘裕等具有雄心壮志的南朝君臣们的理想，虽然在实施过程中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而没有成行，但这些反对主要是基于遏制权臣的政治因素，并非反对迁都洛阳，他们的理由是待天下统一后再返回洛阳。

可见，在南朝君臣们的心中，返回洛阳仍然是他们的最终政治目标。

孝文帝拓跋宏对定都洛阳的想法，和南朝君臣们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可是拓跋宏比南朝的君臣们更加务实，他认为定都洛阳是统一天下的基础，因此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南朝君臣们则是要待天下一统之后再定都洛阳，实际也就变成了虚无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