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1月，西北局召开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在会议上，贺晋年将军回顾陕北党史时提到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刘志丹被释放后，为什么只分给他一个烂部队和一些游击队？为什么不把81师和78师抽出来，给他当军长呢？如果当时给了他这些资源，也许今天他就不会死了。”他还特别强调：“郭洪涛同志应该为刘志丹的死负完全责任。因为刘志丹去世时，他的评定表上仍然标注着错误的评价，这种错误的判断不仅蒙蔽了中央，还影响了刘志丹的命运。” 贺晋年是陕西子长人，17岁考入陕西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在一年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他积极投身于陕西、甘肃等地的兵运工作，在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的领导下，带领陕北的游击队，成为陕北红军中最具代表性的将领之一。1955年，贺晋年被授予军衔时，作为当时解放军42位副兵团级将领之一，他本应至少获得开国中将的军衔。特别是他深厚的陕北红军背景，本来让他有机会成为开国上将。然而，一年前，他却不幸卷入了高饶事件，最终只能获得开国少将军衔，成为42位副兵团司令中唯一的少将。

贺晋年的落选，导致了陕北红军的代表性缺失。毛主席因此特别指示阎红彦重新回到军队，担任成都军区的第一副政委，让他代表陕北红军，顺利跻身57位开国上将之列。关于“陕北红军”，我们常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陕北红军是指刘志丹、高岗、贺晋年、阎红彦等人带领下的红26军和27军。而广义上的陕北红军，则是指包括徐海东的红25军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6、27军合编成的红15军团。

在这些部队中，狭义的陕北红军无疑是“根正苗红”的代表。徐海东的红25军虽然来源于四方面军，不是典型的陕北红军，但由于它在迎接中央领导和与陕北红军的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长期被视为陕北红军的一部分。贺晋年将军从刘志丹领导下的陕北红军中成长，对陕北红军的历史熟知无比。因此，他在会议中的发言，具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刘志丹作为陕北红军的领袖，他的死因至今仍存在争议。贺晋年直言不讳地指出：“郭洪涛同志要对刘志丹的死负责。”那么，贺晋年为何如此指责郭洪涛呢？为了弄清这一点，我们需要了解当时西北地区的组织结构和背景。 当时的西北苏区，与全国其他苏区一样，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领导班子，除了刘志丹、高岗等人，还有郭洪涛的身影。郭洪涛，陕西米脂人，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35年，他已担任西北工委秘书长，并逐步走上了领导岗位。西北地区的领导班子并非凭空产生，而是由中央北方局和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出代表组成的。1935年3月，北方局派出了朱理治，临时中央局派出了聂洪钧，两位中央代表组成了西北的领导核心。

当时，这些“中央特派员”在到达各个地区后，几乎可以充当该地区的最高领导。徐向前元帅曾回忆说，张国焘被派到鄂豫皖时，大家原本非常尊敬他，但没想到他到任后，立即展开强硬手段，甚至批斗了曾中生。这种情况也出现在西北，朱理治到达陕北后，带着对地方领导的偏见，开始与地方领导合作。而郭洪涛恰恰是当时西北工委的秘书长，他所向朱理治报告的情况，也加剧了这种偏见。

随着中央的领导到来，刘志丹等人虽然被释放，但他们并未得到重新委以重任。刘志丹被安排了一个条件差的部队和一些游击队，而高岗则被调派到了内蒙古，领导一个只有十几人的陕北骑兵团。在当时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许多干部认为，郭洪涛和朱理治对被关押干部的安排明显存在问题。马文瑞同志直言不讳地指出：“把高岗派到草地上做蒙古的工作，这简直就是流放，像苏武牧羊一样。” 高岗在其《我的反省》一书中也提到，自己当时觉得是被“流放”，并曾认为自己迟早会被郭洪涛害死。高岗的遭遇也帮助我们反思刘志丹的境遇。贺晋年对刘志丹死时所给的部队非常愤慨：“为什么只给他一个烂部队和一些游击队？如果当时给他81师、78师，他今天或许还不会死。”

从历史记载来看，即便中央领导到达后，陕北的领导同志依然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这导致了在纠正错误时，行动不够到位，效果自然未能立竿见影。刘志丹在赴东征前曾对张秀山说：“我们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让他们在战场上看。毛主席一定会弄清楚的。”抱着这个信念，刘志丹英勇参战，与阎锡山的晋绥军激战，最终壮烈牺牲，年仅34岁。刘志丹的死，留下了一个未解的谜团，至今令人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