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亲自介入美日关税谈判，这一举措引发了广泛关注。一方面，他以强硬的态度和强大的影响力试图在谈判中占据上风，以美国的利益为先，仿佛是在以势压人，试图迫使日本做出更多让步。但另一方面，这也可能被视为给对手“送助攻”。他的直接参与可能让日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而更加积极地寻求解决方案，避免陷入更不利的贸易局面。无论其意图如何，这一行动都将对美日贸易关系产生深远影响，各方都在密切关注着谈判的走向和结果。

特朗普 视觉中国 资料图

在4月16日的美日关税谈判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无视此前的外交协调，在部长级会谈前率先同日本经济再生担当相赤泽亮正举行超规格会谈。对此，日本国内及国际的解读大体分为两类。一种解读认为，特朗普此举表现出对日本的高度礼遇和重视，是日本的外交“惊喜”。另一种解读则认为，特朗普此举是在彰显美国在议程设定和谈判中的主导性地位，以更高级别的政治身份对日方施压，是日本的外交“惊恐”。

笔者以为，从长期视角看，初次谈判未取得实质性成果并不意味着谈判的失败。评判外交谈判是否成功的依据在于，是否实现了其既定的谈判目标，以及是否在此基础上获得了额外的利益。特朗普在对日谈判之际做出的“非常规”外交举措，对日本而言喜大于忧。

首先，特朗普此举使日方顺利完成了“获取信息”的基本目标。从外交谈判的视角看，有效信息的不足往往导致己方在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因而，赤泽此行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为今后制定谈判策略、整合谈判筹码服务。结合特朗普及此次谈判主要人员在谈判前的表态可以得出，美方可能的谈判议题主要包括汽车、外汇、农业、能源、造船业、防卫经费及转口贸易问题。对日本而言，汽车、外汇问题关乎日本经济命脉，基本无法妥协。农业问题关乎选票，也是极难妥协的议题，但当前日本国内严重的农产品通胀问题为对美妥协提供了一定空间。能源、造船业、防卫经费及转口贸易问题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有限，均属可以谈判的领域。

由于特朗普的介入，赤泽此次在同美方展开具体事务性谈判之前便掌握了美方最高领导人对于此次谈判的议题倾向，即驻日美军费用负担、美国产汽车销售及贸易赤字问题。在此基础之上，此次谈判中，美方完全没有提及外汇问题一事对日本则属于“附加惊喜”。排除日本难以妥协的外汇议题使得日本在后续谈判中的压力骤减。

其次，特朗普此举暴露过多额外信息，使得日方在后续谈判中将占据更大优势。特朗普在事务性谈判之前介入，及其“希望在90天内达成协议”“将对日协议视为最优先事项”等表态，也使得日方掌握了美方核心决策者对于达成协议的倾向性信息。作为比较，2019年美日贸易谈判自4月15日开始，至10月7日最终签署协议，历时约6个月，大约是此次特朗普预期时长的两倍，足可见特朗普对于达成美日协议的急迫心态。

在外交谈判中，过早暴露己方的倾向往往将己方置于不利谈判地位。而且，高级领导人往往是在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才会介入谈判，借助自身的政治地位与“拍板”权发挥决定性影响力，促使双方达成一致。特朗普突破此前的外交协调、突破外交规格，在双方事务性谈判之前介入参与谈判一事，不仅透露出特朗普对同日本达成协议的重视和急迫心态，也使得美方在此后的谈判中失去了重要的“首脑牌”，使得美国在谈判初期便陷入相对不利地位。

最后，从外交礼遇的角度看，外交场合的会面及谈判一般遵循“对等原则”，双方往往由位居相同政治地位的领导人出面会谈。基于“对等原则”，总统特朗普出面参加谈判，则日方对等的谈判对象应当是首相石破茂。然而此次美日关税谈判，日方首席代表赤泽亮正是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在日本政府阁僚中的实质性地位不仅低于首相，还低于财务大臣、外务大臣等。特朗普作为美国国家元首，居于美国最高政治地位，同赤泽之间的政治地位差距巨大，特朗普直接介入并同赤泽谈判属于“超超规格”的外交礼遇。正因如此，赤泽才在会后表示“非常感谢（特朗普）同低位（的我）直接对话”。

综上可见，尽管此次美日谈判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日方此行不仅完成了获取信息的基本既定目标，且在此基础之上使得日本在今后的谈判中占据更有利地位，还使日本获得了极高的外交礼遇。正因此，石破茂及自民党高层才普遍认为此次谈判“取得成功”。外交谈判是高度复杂、专业的问题，并不能基于表面情况对其成败做出简单化评价。要评价外交谈判的成败，不仅要看谈判是否实现了其预定目标，还要从总体性、全局性视野出发，考察谈判是否有利于促成协议的最终达成，考察谈判双方“势”的流向，考察谈判是否维护了国家利益。

（王星澳，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