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琦 胡湛 “不婚不育保平安”“儿孙自有儿孙福，没有儿孙我享福”，近年来流行于社交媒体关于婚育话题的各种段子，似乎已经成为当下部分青年人生育观的写照。民政部数据显示，2023年结婚登记人数创十年新低，单身经济市场规模突破5万亿元。然而，吊诡的是，小红书平台上关于“四脚吞金兽养成指南”的帖子长期霸榜，家庭教育类直播课程又场场爆满。这些充满矛盾的现象，引发关于青年人生育观的讨论，也折射出，当代青年的生育观并非简单的“不愿生”，而是在现实约束下形成的“有条件生育”——即“准备好再生”的动态权衡策略。这背后是青年更注重生育对个体发展影响的综合考量。 深究其理，当代中国青年虽以“计算”重构生育观，但其文化基因中关于个体与家庭的伦理责任始终相互博弈。从“多子多福”到“精算优生”，从“传宗接代”到“有条件传承”，变的是决策工具与价值权重，不变的是对后代与大小家庭负责的态度与对生活质量的执着。这种变与不变的辩证共生，恰是理解当下我国生育困境的关键切口。它既是个体在时代浪潮中的自适应策略，亦是文明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韧性表达。 其一，生育决策聚焦“风险管控”。青年群体将生育决策转化为风险管理实践，核心在于对可预见压力的量化评估。房贷负担、育儿成本、职业稳定性等显性风险被纳入“投入—产出”分析框架：男性青年通过比对家庭收入与生育成本，形成“量力而行”的决策模式；女性青年则借助“养育成本六阶段计算法”（从备孕到高等教育），将长期养育压力分解为阶段性可控任务。这种精细化计算并非功利主义，而是试图通过降低不确定性来抵御系统性风险。例如，女性对身体风险的担忧与男性对经济压力的焦虑，共同构成生育决策中的“风险阈值”，只有当评估结果低于阈值时，生育意愿才可能转化为实际行动。 其二，生育分工强调“责任共担”。在考虑育儿问题时，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思维正在消解，男性青年既需应对职场挤压，又意识到需要积极参与育儿实践。青年女性也努力在家庭身份与社会身份二者间平衡，避免生育行为和女性自我实现之间形成零和博弈。生育问题不再是单个性别生命历程的必然体验与无法摆脱的沉重义务，而是在经济能力允许范围内、双方家庭支持的情况下、夫妻双方的协商后，从家庭整体出发主动进行的选择。这种生育观念上的角色重构，既保留了传统家庭夫妻协作的内核，又注入平等协商的现代基因。 其三，生育诉求期待“制度性支撑”。青年群体对生育支持政策的诉求已超越简单的经济补贴层面，转向对系统性生育制度重构的深层期待。他们不仅关注托育费用抵扣等短期激励，更期待根治职场性别歧视、完善普惠托育体系、保障隔代抚育权益等制度性突破。这种变化倒逼政策设计从零散的“生育鼓励”转向系统的“生育友好型社会构建”。事实上，现代社会的生育困境本质上是家庭功能与社会支持的结构性错配。当政策通过弹性工作制、普惠育儿津贴、反就业歧视法等制度设计，将个体生育选择转化为社会治理的公共议题时，青年群体在生育问题上就能够作出既符合社会利益又符合个人利益的决策。 当代中国青年的“计算生育”观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命题：破解低生育率困局，本质上需要一场从“政策刺激”到“生态重建”的认知升级。当“生育成本计算”成为青年的一个重要考量，当“家庭抗风险指数”被反复斟酌，社会支持体系不应仅停留在发放育儿补贴、延长产假等碎片化应对层面。人口学者近年疾呼的“耐心政策”，是对此的清醒回应。它呼吁政策设计倾向于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家庭支持生态：从打破“35岁职场门槛”到加强“育幼服务体系建设”，从重构“房价收入比阈值”到发展“代际协作养老模式”。唯有将住房、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系统变量纳入同一方程求解，才能为青年卸下“生育=牺牲”的悲情叙事。这绝非简单的“生育友好”，而是关乎文明延续的“家庭可持续发展生态”，既要为“生”创造条件，更要为“育”拓宽航道，让“家”重新成为可托付的港湾而非风险源。 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家庭是绵延千年的稳定器；在数字时代的“流动中国”，家庭则需进化成抵御不确定性的韧性网络。当不再以“生或不生”二元对立审视青年的生育选择，转而用“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的宏观视野重构制度，我们便会发现：真正的人口高质量发展，始于对每个家庭精密算式中尊严诉求的郑重应答。回首过往，近50年的时间里我们塑造了几代人的生育观念，如今，我们要有同样的勇气和耐心去接纳、理解、包容乃至重构下一代人的生育观念。我们需要以包容心态完善制度支撑，为青年搭建兼顾个体发展与人口责任的友好生态，推动他们的生育行为从“风险计算”的理性命题，转化为“可持续行动”的社会共识。（作者分别是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教授、复旦大学AI向善与数智养老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教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