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看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时候，都必须面临一个问题：正面战场对抗日战争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作用非常之大，但是正面战场又是节节败退的，伤亡也是极大。

有人因为正面战场的伤亡和败退而否定正面战场的作用，这是片面的错误的，有人则因为正面战场的功绩而无视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和伤亡惨重的事实，这也是错误的，也是不客观的。

所以在肯定正面战场的功绩的基础上，不偏不倚地去研究正面战场伤亡惨重和节节败退的深层次原因是探讨正面战场的一个重要侧面。那么正面战场伤亡惨重节节败退在军事上的症结是什么？

其实就是两个字，被动。

这种被动并不是因为武器装备上的落后导致的。虽然武器装备能在一定程度决定战争的走向，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却是人，人在军事上的主观体现就是战术，所以正面战场的失败在军事上的表现就是战术上的失败，败在战术的被动上。

为什么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武器呢？如果决定战争胜负的是武器，那么志愿军进入朝鲜作战为何没有一败涂地而是连连取胜呢？为什么美军在越南没能犁庭扫穴呢？苏联在阿富汗又为何折戟沉沙呢？

这些例子都在正面证明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武器装备上的不足的（世界核平除外）。

回到抗日战争，在正面战场上，面对日军的进攻，那么国军必然是防御的一方。防御又分为两种，一种为主动防御，一种是被动防御。我们先把主动防御按下不谈，先说什么是被动防御。

被动防御就是深沟高垒以正地站正面硬抗日军的进攻，而国军选择的正是被动防御。这样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日军的优势装备下处处被动挨打的境地。战略防御阶段的各大会战以及战略相持阶段的豫湘桂大溃败就是最好的例子。

针对这种“结硬寨、打呆仗”的被动防御，国军的将领是否有过思考并且认识到不足了呢？答案是有的。

在武汉会战期间，白崇禧针对广济之战（武汉会战的组成部分）的失败就曾在电报中和蒋说了这样一段话：

“近自广济会战，时仅一周，而前方官兵伤亡极重。且在敌炮、空威胁之下，虽尽极大努力，而阵地终不克保。则以敌我装备悬殊，制空无权，阵地相持，良非上策。若部队脆弱，则辄三、二日即不能成军，乃战术无灵，指挥棘手。职身临前方，深思对敌之策，惟有取机动姿势，求敌侧背相机攻势，而不限一地一城之死守。如此，则能常保持有用之力量，获得作战之自由......”

这是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被动防御存在的巨大问题的。非但白崇禧，就连军事才能一直饱受诟病的陈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武汉会战之后这样总结了国军的战术：

他认为抗日战争“本质上是以弱敌强不得已的被动战争，所以在战略上我们不能不取守势，然为争取主动，又不得不在战术上取攻势，这一辩证式的原则，本极正确，可是轮到实行就往往无所措手。”

但是他却认为“被动是兵家之大忌，然而却是强弱不敌战争弱者无所逃避的命运”，并把被动无法转化为主动的原因归结为“可惜这种战机不多”，这却是极为错误的。

但是这种被动防御的问题蒋却一直都没能认识到，他虽然认为抗日战争应该“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但是从实际情况来说，其实他只做到了“以空间换时间”，只取得了一半的成功。

那么如何“积小胜为大胜”呢？那就是要改变被动防御只能挨打的情形，进行主动防御，那么什么是主动防御呢？这很好理解，就是以主动出击作为防御的一部分或者主体。而面对巨大的装备劣势，怎么主动出击，转被动为主动呢？那就是运动战。

这在《论持久战》中说得很明白：

“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

对此我想很多人会有这样的问题，那就是在战略相持阶段，都是在广阔的平原进行作战，运动战能实现吗？这解放军已经给出了最好的答案，那就是淮海战役。

那么国军为什么不进行以运动战结合阵地战的战术呢？除了之前蒋的因素以及很多国军将领的战术思想的原因，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国军这支军队本身的问题。

国军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派系林立，指挥系统混乱，简直就是无法统一指挥，进行运动战必定是一团乱麻。

第二个问题就是其士兵的来源主要靠抓壮丁，而被抓来的壮丁不仅在路上饱受虐待导致半死于途，而且在进入军队之后，待遇又极差（国军基层士兵待遇都极差），训练也极差，必须要以老兵或者亲信进行裹挟才能战斗。在这种情况之下进行大规模机动甚至化整为零，那么必定产生大量逃兵或者直接导致军队丧失战斗力。

总和起来，国军面对这种被动挨打挨打、节节败退的局面，纵使全体将领都意识到了该怎么去摆脱，不解决军队自身的问题，也是没有法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