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的这篇文章，可以帮助我们回答核心问题。

最近，经济学人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核心主题其实就一个，即创新精神带来经济增长，但与此同时，地产导致积累的大量债务，仍然拖累消费。

而这种结构性的矛盾，恰恰正是消费疲软的核心原因。

该文章以江西鹰潭为例，当地产业区聚集着大量从事工业数字化技术的企业，处处散发着科技气息，国家级通信实验室也在当地建立了一座先进研究中心。

过去十年，鹰潭当地推动传统铜产业转型升级，为新兴科技企业生产高端零部件，到2025年，鹰潭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省会城市南昌，而十年前，鹰潭的人均GDP还比省会低四分之一。

创新带来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又会导致人均GDP的增长，但与此同时，仍然不能忽略地产下行带来的负面对冲。

根据高盛的预测，到2029年，我国高端制造业每年将稳定贡献约1个百分点的实际GDP增长。但与此同时，地产行业下行带来的拖累同样也将持续数年。

而房地产问题，在2024年和2025年分别拉低了约2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速。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安远远指出，在现代经济史上，从未有哪个大国一边全力押注高端科技投资，一边同时应对经济放缓和地方债务问题。

经济学人文章认为，未来几年，地产带来的冲击虽然会逐渐减弱并最终消失，但新的增长引擎同样十分脆弱，新能源汽车需求减弱、长期贸易摩擦以及能源问题，这些考验仍然存在。

文章把这称为新旧动能转换。

而旧动能是什么？

其实就是WTO带来的城镇化浪潮。进入WTO后，一开始是东部发达地区的工厂雇佣来自内陆的低收入农民工，而这些农民工由于无法在大城市获得户籍，往往就把收入投入家乡房地产市场。

在持续二十年的房地产繁荣时期，即便是最小的县城也在建起大量高层住宅。而每年更是有数千万建筑工人为此工作，大量消耗低端工业产品，高速铁路也延伸到了最贫困的县城。

而这背后的一切投资，都依赖地方举债。

统计显示，目前地方债务规模已经达到60万亿，这相当于GDP的43%，相比之下，美国地方债务占GDP的比例只有12%。

而对那些最贫困的地区来说，他们也往往最依赖靠债务驱动的发展模式，大规模建设住房、公路和桥梁。

这种模式让各地偏远地区都拥有令人惊叹的基础设施，但与此同时，当地也背负了巨额债务。

而这些昂贵的公共工程，至今没有产生足够收入来偿还债权人。

而今天，投资则开始集中流向范围更窄、增长更快的创新产业。

过去12年，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累计募集资金约6870亿元，而地方基金管理机构掌握的资金规模去年增至近4000亿元，比2024年增加75%。

去年12月，1000亿的国家创新投资引导基金成立，重点投资航空航天、半导体、脑机接口和量子技术。

许多地方、包括小城市，也开始利用财政收入和地方国企资金设立类似基金。

各地纷纷建立“高新区”、“人工智能产业园”，通过税收优惠吸引创新企业。

这些创新企业被寄予厚望，希望它们能够创造税收收入，并帮助地方摆脱债务问题。在地方等待属于自己的“deepseek时刻”期间，国家也在不断放宽债务偿还要求，为地方争取时间。

而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例如北京、杭州、上海和深圳都拥有吸引人才和资金的能力，而全国有70%的人工智能投资都将流向这四座城市。

野村证券的陆挺认为，这将进一步带动住房需求，并推动这些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复苏。

其他城市也取得了类似成果，例如合肥，最近几年也培育出多个明星企业。京东方在合肥设有显示面板工厂，蔚来汽车也在这里生产整车，科技讯飞源自当地高校，而合肥还参与创办了国内领先的先进存储芯片制造商长鑫存储。

但同样的，类似的路径，不可能所有城市都能够成功。

2021年，宜春投资23亿建设新能源汽车工厂，希望借此提升制造业层级，但和深圳合肥等成功汽车产业集群不同，这座工厂缺乏完善供应链和技术人才支持。

最终，工厂不得已停产。

除此之外，对一些偏远地区来说，尖端技术也很难融入当地传统经济体系，自然也很难为当地居民创造就业机会。

创新是绝对的好事，但如果所有城市地区都朝着一个方向创新、一个方向竞争的时候，这种竞争压力就会压低价格，并提高产品质量。

看起来是好事，但最终竞争胜出的企业一定是极少数的，而且主要集中在人才和资源更丰富的大城市，而不是偏远地区。

至于利润，则更加稀缺。

今年4月，全国工业企业亏损比例升至约32%的历史最高水平。而2011年时，这一比例只有10%，即使是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亏损比例也没有达到如今水平。

与此同时，企业债务水平还在不断攀升。

凯投宏观指出，我国企业目前欠国内银行和债券投资者的债务规模是2019年的两倍，而同期GDP相比之下只增长了三分之一。

为什么会这样？

对企业来说，因为有补贴资金的存在，这可能会让企业逐渐偏离真正有生产力和竞争力的活动，转而开始追逐重点扶持产业中的补贴资金。

最近某企业CEO频频高调发言，还说要进军数百个行业，背后可能就存在类似的利益动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位经济学家去年的一项研究显示，过去十余年间，产业补贴实际上使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了约1.2%。

换句话说，在没有产业补贴的情况下，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本来可以更高。

其实类似的争论，我们早已经听过了，其中最知名的就要数经济学家张维迎和林毅夫就产业补贴的辩论，而如今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根据该研究的估算，因为产业补贴的存在，导致GDP比原本水平低约2%，相当于每年减少约4000亿美元增加值。

听起来不可思议。但背后的逻辑是：企业越是沉迷于争夺补贴和通过降价争夺客户，就越难获得利润。

当企业没有足够的利润时，员工收入、消费都会跟着受到影响，继而影响到宏观GDP的增减。

而过去十几年，内陆省份占全国工业GDP的比重也在持续下降，2013年时还接近48%，2025年这一比例已经降至36%。

这对国内规模约3亿至4亿的低技能劳动力群体，也构成了巨大挑战。

因为随着资源越来越集中于前沿科技领域，更多的人被排除在增长成果之外；答案也很简单，不管是AI还是高端制造业，对普通人来说，其实影响也微乎其微，高端制造业不会带给普通人太高的收入增长，而AI带来的财富增长，更是离普通人远之又远。

这也可以从侧面解释，为什么过去短短几年时间，灵活就业群体就突破到了3亿大关。

今年3月，居民银行贷款余额同比出现历史上首次下降；到了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0.2%，消费和居民贷款意愿的低迷，其实就是对未来预期收入的佐证。

除此之外，地方债务拉高带来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这会带来一个金融压抑税，也就是对居民储蓄的超额提取。

这几年各地都在搞化债，把地方城投平台的表外债转回表内。而化债有两个代价，一是地方要对这些烂账做显性担保，二是利息必须大幅降低。

过去这些城投债一年利息高达6%，现在强行压到了2.5%甚至更低。城投债利息降低，意味着银行赚到的钱越来越少，银行该怎么办？

目前国内银行的息差只有1.3%左右，远低于全球银行业1.8%的警戒线，为了维持运转，银行只能疯狂压低存款利率。

现在一年期存款利率已经跌破1%，活期基本进入实质性的零利率时代，这意味着，银行本该支付给我们的利息，现在不付了，这在实质上，等于多交了一笔税。

而今天的居民存款率又极高，这笔海量的居民储蓄就变成了一笔低成本资金，被拿去填补各种债务窟窿，这就是金融压抑税。

这在一定程度上，又限制了居民消费意愿。

最终，要想真正将创新融入到居民消费中，真正要解决的，还是分配问题，即创新带来的红利，能不能真正分配给大众，而不是只在有限的圈子里绕。

这才是最重要的。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