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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8月17日

全文共 2855字，阅读大约需要 7分钟

在北京国子监孔庙的红墙碧瓦之间，有一块古老石碑，螭首龟趺，静静伫立已七百余年。很少有人知道，它所铭刻的，不是一位帝王的丰功伟绩，而是一个思想家的千年荣光。

文｜潇湘倦客

718年前的今日，大都皇城（今北京）深处，一道诏令自元武宗孛儿只斤·海山的御座前传下。诏书上赫然写着：

“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以太牢。”

这日正是公元1307年8月17日（元大德十一年七月十九日）。

诏书一出，朝堂震动。蒙古贵族们窃窃私语，而汉臣们则难掩激动——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历代皆有追封，但如此崇高的封号，在孔子身后一千七百八十六年历史中尚属首次。

1 “大成至圣”的深意

这道诏书的开篇便气势恢宏：

“盖闻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

简短数语，却将孔子从“儒家始祖”的地位，推上了“通古今之变、师表万世”的圣者之巅。这里用的是典型的儒家话语系统，其实早在宋代理学盛行时，类似的表述就已频繁出现。但此时由蒙古皇帝诏书颁出，却有一种异质而庄重的象征意味。

其中，“大成”二字尤为讲究，它出自《孟子·万章下》：“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

元代儒臣阎复对此解释：

“盖言孔子集三圣之事，为一大成之事，犹作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

意识就是指孔子融通了三代礼乐制度，为古今治道之总成，犹如金石乐器的终章余音。

至于“至圣”，则延续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为孔子的封号，意为“圣人之最”；“文宣王”则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所封，强调其“以文载道、宣教天下”的功绩。

这三个尊号合一，成就了历史上最长的孔子封号。

▲北京孔庙

2 千年封号变迁路

在孔子辞世后，其封号经历了二十余次变迁，每一次变迁都反应出不同时代对儒学的态度：

孔子自公元前479年卒于鲁国，门人私谥“尼父”，从“父”者，意在表彰其德望犹如人父。首个正式记载孔子尊称的，是《春秋左氏传》所载哀公言：

“尼父，圣人也，而不得志于时。”

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正值王莽摄政。莽政权试图以“复古名教”取信于人，遂追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开创了孔子封爵先河。

到了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儒学在佛、道长期鼎立的格局中逐渐复苏。为彰显国家正统，孔子被追封为“文宣王”，地位直追周天子。

北宋崇道尊儒之风更盛。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宋真宗为营造“天命在宋”的舆论，特下诏加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诏书中称：

“孔子，道之祖也，德配天地，教洽古今。”

此后“至圣”成为孔子最常见的官方尊称。

而最令人惊讶的是西夏政权，夏仁宗三年（1146年），李仁孝竟封孔子为“文宣帝”。当年西夏礼部上疏称：

“圣人之道，不分夷夏。孔子者，万世法也。”

遂以帝号加之，给予帝王规格的祭祀礼仪，成为孔子封号史上最高爵位。

在明嘉靖九年（1530年），明世宗认为“孔子封王为非礼”，因此下诏去除孔子王号，改称“至圣先师”。到了清朝顺治二年（1645年）清廷曾短暂恢复“大成至圣文宣王”称号，但十四年后又改回“至圣先师”。

清廷覆灭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国民政府最终确定孔子谥号为“大成至圣先师”。这一称号至今仍在台湾地区沿用。其中“大成”二字，正是源自七百多年前蒙古皇帝对儒家文化的崇高礼赞。

▲夏仁宗李仁孝

3 草原帝国的文化选择

元朝初年，蒙古人横扫欧亚草原，凭借马背上的军功建立起空前广阔的帝国。然而当他们真正坐上中原王朝的龙椅时，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根本难题：如何治理一片语言、宗教、制度、价值观截然不同的中原大地？

实际上，自成吉思汗以来，蒙古汗廷即有纳贤好儒之举。窝阔台时期即设儒士馆，延揽中原士人入幕；忽必烈更在建立大都前后，任命儒臣许衡、耶律铸等主掌礼乐典章，并在至元初年恢复“国子学”。

虽然蒙古人实行“四等人”制度，将汉人排于色目之后，但对儒家的态度却始终复杂：既防其为士族之学、束缚皇权，又不得不借其礼制、制度与政教传统来维系秩序。

元成宗铁穆耳即位后，为继承忽必烈“汉法”遗产，特别强调“祖训之外，文理亦不可废”。他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下诏：

“孔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崇奉。”

这道诏书为后来加封孔子埋下伏笔。

而在当时元廷多元化信仰背景下，儒家被有意“宗教化”处理，与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并列享有官方“祈福”特权。在这一背景下，儒家被视作“万世师表”的宗教，获得了与释、道相当的礼遇。这也解释了为何元朝对孔庙祭祀规格之高，几乎等同国祀祖庙。

在蒙古人的眼中，孔子并不只是一个讲礼仪的古代贤人，而是一种制度符号、一套可用于治理庞大异族帝国的文化工具。加封“大成至圣文宣王”，便是这场文化采纳过程中的一个高光节点。

▲曲阜孔庙大成殿

4 盛典背后的考量

1307年的加封盛典，恰逢元大都朝堂风云暗涌的敏感期。就在这一年，元成宗铁穆耳驾崩，他死前未立太子。皇位空悬，这也势必将引发一场权力真空下的兄弟夺位之争。最终，在以权相哈麻为首的色目官僚支持下，其弟海山自北方军中返回大都即位，是为元武宗。

武宗上台之初，朝野风声鹤唳。色目人与汉人、军功与文治之间的张力，需要调和。而孔子，正是最合适的选择：他既不具有现实政敌属性，又拥有跨越朝代的文化合法性，更能统一草原与中原两套叙事体系。

就在即位不久之后，武宗海山颁布《加封孔子诏》，其中末尾写道：

“尚资神化，祚我皇元。”

这一语带“教化天命”的祈辞，在元代并不多见。相比于忽必烈的实用主义，这更像是一种借“圣教”立信、用“尊孔”凝聚文官集团的急切政治操作。

加封典礼当天，使者奉命前往山东曲阜孔庙，按周礼典章以“太牢”（古代最高祭祀规格，使用牛、羊、猪三牲）祭祀孔子，孔庙闭门三日净坛、设香案、换御赐匾额，一时成为舆论焦点。

5 不朽的丰碑

为铭记这一重大事件，朝廷特命国子司业潘迪书丹、谢端篆额、茅绍之刻碑，在北京国子监孔庙前立起一座气势恢宏的国学加封孔子制诏碑。

石碑高450厘米、宽110厘米、厚34厘米，碑首雕螭龙，碑座为龟形。碑额篆书“元加封孔子碑”。落款时间，大德十一年七月，正是元武宗下诏加封孔子那年。

碑文由礼部尚书阿里海牙亲撰，全文五百余字，开篇称孔子“历代不祧之宗”，结尾则云：“立德立功立言，万世不刊之圣范。”

元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时，未必想到，自己正在将一位两千年前的先秦学者，锚定为“帝国认同”的坐标。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孔子逐步从鲁国布衣、儒家私师，晋升为“天子之师”“万世之表”。

唐玄宗封其为“文宣王”，是以帝王礼制认可其文化权威；而元朝加上“大成至圣”四字，则是将其人格理想、制度价值彻底制度化，一个异族政权以国礼祭孔，其象征意义远远超出祭祀本身。

元之后的明清两朝，每年春秋两祭，曲阜、北京、各地州县孔庙如期行礼。从科举取士到庙堂政务，从《四书》教义到家训礼制，“尊孔”不仅是文化敬仰，更是政权合法性的根基结构。

这份延续，穿越了政权更迭与族群边界：孔子既是汉人的“圣人”，也是蒙古人的“圣师”，更是满洲皇帝的“文教楷模”。他被赋予的是一种超越民族的象征意义，是让辽阔帝国内部维持认同秩序的文化语言。

参考文献：

《加封孔子碑》原文

《元史》

《孔子形象的历史演变》邱永辉著

————☀本文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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