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25年的一天，车马碾过河西走廊的碎砾，敦煌迎来了一批由洛阳远道而来的特殊“来客”。

为首者元荣，是北魏明元帝拓跋嗣之玄孙，此行赴任瓜州刺史。

这位鲜卑贵族的到来不仅是一个政治任命，更为敦煌文化的繁荣壮大带来了契机。

（一）敦煌“佛缘”

素有“华戎所交一都会”之称的敦煌，自汉代张骞凿空西域、贯通丝绸之路后，就成为历代中原王朝屏护腹心、经略西域的战略支点。

伴随着东来西往的脚步，商贸繁华盛景铺展于敦煌，多元文明也在此交汇。

▲莫高窟第323窟局部-张骞拜别皇帝出使西域图。（图片来源：敦煌研究院）

据敦煌文献S.4359载：“莫欺沙州是小处，若论佛法出彼所。”在荟萃多元的敦煌文化中，莫高窟承载的佛教艺术堪称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敦煌莫高窟。（图片来源：国家文物局）

前秦建元二年（366年），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僧人乐僔云游行至敦煌鸣沙山。忽见落日熔金，三危山顶佛光万丈——千佛颔首，飞天散花，妙音萦绕如梵呗。霎时顿悟：此乃佛陀示现圣土！遂开凿了第一个洞窟，禅修其中。

千年佛窟由此肇基。

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元荣在主政敦煌二十年间，大兴佛寺与石窟，莫高窟的营建于此期进入高潮。

有学者据洞窟题记与敦煌遗书推断：莫高窟第285窟极可能由元荣主持开凿。此窟融汇印度佛神、希腊遗韵、粟特波斯元素、中国道家神仙与《山海经》奇兽、乃至鲜卑等民族文化与儒家传统，成为了反映多元文明融汇的最为经典、“教科书式”洞窟。它清晰地告诉我们：

佛教中国化，从来不是单向的流淌，而是一次次往复交融的淬炼。佛陀自河西东行至中原，褪去犍陀罗的希腊肌理，披上南朝士大夫的广袖长衫，而今又随元荣车辙溯河西走廊西归，在敦煌与西域旧貌重逢。

▲莫高窟第285窟。（图片来源：樊锦诗、赵声良《灿烂敦煌》浙江文艺出版社）

（二）斧凿声声，熔铸史诗

莫高窟的营造，是一部由“供养人”发愿出资、“工匠博士”体系精密协作的宏伟史诗。从帝王至平民，累世营建，终生供养，功德不绝。它既是家族祈愿的香火传承，亦是社邑众筹的信仰结晶，更是无数都料、博士、匠生以毕生心血在崖壁上将凡人之愿熔铸成的丹青佛国。

▲莫高窟第156窟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壁画铭刻了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收复河西十一州的赫赫武功，将洞窟化为彰显归义军合法性、延续大唐正统的文化象征，实现了个人信仰、家族荣光与民族气节的壮丽合一。（图片来源：敦煌研究院）

作为现存规模最大（735窟绵延1680米）、历时最久（公元366年-14世纪十朝代不息）的佛教艺术圣地，莫高窟492座礼佛窟以建筑-壁画-彩塑三位一体之术，凝缩千年艺术流变；2415身彩塑与4.5万平方米壁画，融华夏笔墨与希腊风格、印度梵相于一炉。

敦煌莫高窟五大建筑形制系统呈现佛教建筑中国化历程：禅窟（正壁设龛、侧凿禅室）与中心塔柱窟（窟心立中式楼阁塔）源出印度而中国化；殿堂窟（覆斗顶、三壁绘塑）仿中原殿宇为礼佛核心；佛坛窟（中央设坛、环坛观像）类世俗佛殿格局；大像窟（巨佛塑像+外建窟檐）彰示工程与信仰融合。辅以涅槃窟等特殊形制，结合崖面木构窟檐、壁画建筑图像及窟区古塔，共同构成中国建筑技术史与宗教文化融合的实证标本。

▲莫高窟第428窟是敦煌石窟中供养人图像最多的洞窟，北朝石窟艺术的精粹，印度与中国传统建筑的巧妙融合，浓烈色彩折射出古人的审美意趣。（图片来源：敦煌研究院）

敦煌壁画系统呈现了公元4-14世纪佛教艺术流变，其七类题材——尊像画（含飞天）、佛传故事（本生/因缘）、经变画、佛教史迹画、供养人画像、装饰图案及中国传统神仙画，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

尤为珍贵的是，4.5万平方米壁画遗存填补唐前中原绘画史空白，更存续了吴道子“吴带当风”、阎立本线描等失传技法。

▲莫高窟第148窟-飞天乐伎。（图片来源：敦煌研究院）

▲莫高窟第257窟-九色鹿本生（局部）-北魏。（图片来源：敦煌研究院）

▲莫高窟第172窟青绿山水图，以青绿设色描绘山水，可与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的青绿山水画风相呼应。（图片来源：敦煌研究院）

莫高窟彩塑以木骨泥塑为核心技艺，存世2000余身构成佛教艺术主体，分四类体系：佛陀像（释迦牟尼/三世佛等）、菩萨像（观音/文殊等）、弟子像（迦叶/罗汉）、护法像（天王/力士）。

▲第45窟菩萨-盛唐。（图片来源：樊锦诗、赵声良《灿烂敦煌》浙江文艺出版社）

从建筑到壁画再到彩塑，敦煌莫高窟的艺术流变见证中外元素的荟萃融合，这座荣膺世界文化遗产的“沙漠中的美术馆”，以南北窟群为经（礼佛/禅修分区），十朝风格为纬，织就了人类文明的不朽史诗。

（三）薪火相传，焕发新生

史学大师陈寅恪“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之叹，昭示了一段发生在敦煌莫高窟的民族之殇。

1900年，道士王圆箓在敦煌莫高窟清理流沙时，偶然发现藏经洞，意外打开了一座艺术宝库。但遗憾的是，此后，藏经洞出土的7.3万件文物中，有约4.7万件漂洋过海散落世界各地，被收藏于不同国家的近百家公私机构中。

▲1907年，敦煌藏经洞和摆在洞窟甬道上的经卷，斯坦因摄。（图片来源：敦煌研究院）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在被他称为“至圣所”的藏经洞中翻捡经卷。（图片来源：敦煌研究院）

藏经洞文物的流失，是我国近现代史中令人痛心的一页。各国盗宝者掠夺文物的行为毫无正义可言，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文化劫掠。

然而，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已学会将叹息沉淀为更深的凝视：道士的愚昧是时代投下的阴影，而文明存续传承的命题远比追责更为沉重。

▲数字藏经洞。（图片来源：敦煌研究院）

敦煌文化属于中国，但敦煌学是属于世界的。近年来，在中国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下，在英国、法国、美国、匈牙利等多国公私收藏机构的配合下，敦煌研究院借助数字化、信息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开展了“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字化复原项目”，并在国际敦煌项目（IDP）的基础上，推进建设“数字藏经洞”数据库平台，搭建起贯通古今的敦煌千年数字图书馆。

▲敦煌莫高窟第220窟-胡旋舞-初唐。（图片来源：敦煌研究院）

丝路如带，系结于敦煌。延续了近两千年的敦煌文化，见证了无数商旅、僧侣、使臣之间的往来互动，记录了佛教哲学、希腊艺术、波斯纹样、中原技艺的碰撞创新，体现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是丝绸之路多元文明交流碰撞的结晶，让独一无二的文明交汇融合成为可能。

而敦煌莫高窟的价值，远不止于其无与伦比的艺术成就。当鲜卑贵族的供养像与西域胡商的形象比邻而立，梵语经文与汉文题记共存一窟，这正是丝路纽带所编织出的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壮丽图景，是“华戎所交一都会”最辉煌的实物见证。它更是一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视觉史诗，一座古代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永恒坐标。

作者简介：马啸云，西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北民族大学社会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甘肃高校新型智库）助理研究员。刘 荣（通讯作者），西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民族大学社会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甘肃高校新型智库）研究员。

来源：道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