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强

作为广东地方史研究的新里程碑，《广东简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25年）历经三年的编纂，终于要和读者见面了。该书编纂启动之初，我曾参与讨论体例与主题等事宜，作为一名行内人当时就深感其难。难就难在要做好一篇全面叙述广东历史的大文章，既要纵贯古今，又须横通中外，还要以“简史”的体裁呈现出丰富而多元的历史内涵，非兼具史识、史才与史笔者难以为功。

幸好今天的学术研究，整体上已经进入一个集众研究的时代。若以一人难以为功的事业集合一个众人通力合作和个人学所长的编纂团队，在继承和吸收前辈学人研究的基础上，又能融合学界最新的研究观点，在新时代的历史观指导下，必能推陈出新，树立一个新的学术里程碑。由李宜航同志领衔的《广东简史》编纂团队无疑就是一个优秀的学术表率。

从整体观照局部，讲述开放多元的大历史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具有编纂地方通史的学术传统。自蒋祖缘、方志钦两位先生主编的《简明广东史》于1987年问世以来，编纂一本新的《广东简史》已然成为令人望而却步的事业。即使蒋祖缘、方志钦两位先生后来的努力方向也是编纂6卷本的《广东通史》，2008年收入“岭南文库”的《简明广东史》基本是旧作新刊。“简史”之难，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在多卷本“通史”之上，因为既要能“贯通”，还贵在“简明”。“简明”并非删繁就简之谓，而是简明而扼要的双重要求。以地方史叙述而言，如何能紧扣其简明而扼要的历史脉络，便不能仅就地方而言，需要从整体观照局部，必须要走出地方史的历史叙述，在古今中外的视野下讲述一个开放多元的大历史。这也是新刊《广东简史》的叙述特色和学术追求。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历史学，故而一时代也应有一时代的通史著述。这并非如坊间习称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以为只要具备了当下时代的眼光，就能撰述出一部新的历史。更不是俗称的“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将历史叙述任意驰骋想象，想让历史人物和事件不受历史固有的时间、空间、制度的约束而随意演绎。历史叙述的时代发展，自有历史学自身学理与技艺的不断拓展，而非一味依托外部的熏染。

以历史叙述的时间范畴而论，新刊《广东简史》在古今两个时间边界上都有自然的延伸。以古而言，《广东简史》努力汲取改革开放以来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在中华文明探源问题上突出岭南文化的组成因子，如关于磨刀山遗址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分析，可以与长江流域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进行类型比较。在关于广东早期人类活动轨迹方面，不仅借鉴了基因学对“澳美人种”的活动轨迹，而且结合考古学关于屈肢葬习俗在岭南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分析，揭示了岭南地区古人类的生活形态。《广东简史》对于史前时期人群在岭南地区的活动、生活习俗、文化遗迹的叙述，使得广东史前文明的考古学谱系逐渐清晰。这也是全书的一大亮点。

历史学不仅要“考古”还要重视“考今”

中山大学历史学的前辈学者朱谦之先生曾提出，历史学不仅要“考古”，还要重视“考今”。这是非常具有卓识的见解。以广东的历史地位和贡献而言，诸如“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和“改革开放先行地”的重要论述，都是要从“考今”的历史视野才能挖掘和阐释其历史内涵与现实意义。此前《简明广东史》仅仅叙述到1950年广东全面解放的历史，无疑留下历史性的遗憾，而新刊《广东简史》专辟一编四章（即该书第五编）叙述新中国成立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广东历史，从各章内容来看尤重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社会及科教文化。这也得益于编纂团队此前完成过《广东改革开放史（1978~2018）》的学术积累。因此，《广东简史》确实称得上是第一部真正贯通古今的广东地方通史著作。

“一种中外视野的具体书写形式”

编写好一部《广东简史》，在拓展古今的时间边界之外，更重要的是具备新的中外视野。正如前面所言，应走出地方史的历史叙述，需要从中国史、世界史的视野思考广东的历史地位。在这方面，现代中国“新史学”提倡者梁启超曾有过深入的思考。

1905年，梁启超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开篇称“广东一地，在中国史上可谓无丝毫之价值者也”。因为“自百年以前，未尝出一非常之人物，可以为一国之轻重”，“未尝有人焉以其地为主动，使全国生出绝大之影响”。这显然是“二十四史”的王朝史视角的评判。作为“新史学”开山的梁启超，就是一位打破王朝史叙事的史学革命者，他接着说：“还观世界史之方面，考各民族竞争交通之大势，则全地球最重要之地点仅十数，而广东与居一焉，斯亦奇也。”他进而梳理了自汉朝以来三千年广东在世界民族竞争、交通贸易方面的历史贡献，预言随着广东海路贸易的发达和粤汉铁路的修筑，作为世界交通第一等孔道，“广东非徒重于世界，抑且重于国中矣”。换言之，要讲清楚广东历史必须将其置于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竞争、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交融互动的中外视野之下。

所谓中外不能简单等同于中国与外国，而要深刻理解一种内与外的文化差异与联动。梁启超曾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段，即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从而将时间、空间与民族、政治体制演进纳于一种历史分期的标准。新刊《广东简史》固然没有简单套用这种分期标准，而是在时间维度之下，注重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社会、民族、华侨等多个维度，扼要书写广东历史的演进特色。这些维度看似是分层分类叙述，然而以此来梳理广东历史，实质上就是一种中外视野的具体书写形式。

这是由广东历史的特质所决定的。从自然地理、水陆交通、文化交流等多个维度来看，广东始终处于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的枢纽地位，使得广东自身发展一直处于华夏文化南下与外来文化涌入的交冲地带。因此，《广东简史》从多维度叙述广东历史自然要讲明白这样一个开放而多元的历史进程：一、中华文明内部中原与岭南在国家治理、人群流动、文化交融等方面互动演进的历史；二、广东在中古时代中华文明与海上外来文明的相互影响；三、广东在近代全球化浪潮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和贡献。事实上，这也正是新刊《广东简史》的学术创新之处。

以海路交通和对外贸易的历史叙述为例。从中国对外交通的大势而言，汉唐以前倚重西北陆路交通，即习称的陆上丝绸之路；唐宋以降海道日占优势，即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广东始终是数千年中国对外海上交通的活跃地域。若将《广东简史》各编各章所叙述的海路开发与海上贸易各节连贯来看，可以形成有系统的专史叙述，注意吸纳当前国内外最新的研究论述，并且不限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叙述模式，揭示出广东对外的帆船贸易在古代海洋文明和近代贸易全球化浪潮中的历史贡献，反映出一种国际学术前沿视野。这正是编纂团队多年来耕耘于海洋史研究的学术积淀。

与海上交通贸易紧密关联的还有中外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在佛教从海路进入中国及其华夏化的历程上，广东是最重要的地区，这也是中华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一大事因缘”。梁启超很早就指出禅宗六祖慧能是古代广东少数具有全国重大影响的人物，原因就在于此。后来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上，广东同样是最重要的地区，也诞生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著名的近代思想家。正因如此，《广东简史》对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交融历史有着浓墨重彩的论述：无论是早期岭南地区儒释道文化的兴起与交融，还是佛教在岭南的风行与中古夷教的传播，以及西学东渐与广东人的新学酝酿与传播，乃至当代文化强省和科教建设，都呈现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化广东形象。

总体而言，《广东简史》不仅着力于编写了一部贯通古今、涵盖中外的综合性通史，而且从各个历史层面进行多维度的细致分析，揭示出广东历史在中外视野下的多元意涵。这本书既为时下读书人提供了一个认识和理解广东历史的窗口，也为当代书写与宣传一个开放包容的广东形象提供了坚实的历史支撑。

（本文作者是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