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杨光斌】

关于“国家兴衰”问题，有两种比较流行的解释路径。一种是马克斯·韦伯开创的文化主义路径，他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出西方为什么强，是因为西方有新教资本主义精神。此后，文化主义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路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主义带有文明优越论，甚至种族优越论的色彩。

此外，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戴维·兰德斯著有《国富国穷》一书，该书被誉为“新《国富论》”。全书沿袭了经典的韦伯学说路径，深入探讨了国家间贫富悬殊的根源。然而，由于其论述逻辑具有建构性特征，该书在学界也招致了诸多批评。

另一种路径是我们熟知的制度主义，这一流派主要由道格拉斯·诺斯于20世纪70年代后开创。他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论述中提出，西方之所以兴起，是因为有国家、产权制度和意识形态这三大要素。因此，纵观近两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从去年到今年基本沿袭了这一路数，即“政权改变”传统。

然而，制度主义无法解释为何实行同一制度的国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命运，也无法解释不同国家实行同一制度为何结果迥异。这在历史上可以看到例证，比如同样实行总统制的美国和菲律宾，或同样实行议会制的印度和英国，制度虽同，结果却大相径庭。

国家兴衰的第三种学说

我们认为，制度主义具有主观性，而组织则是客观存在且具有行政属性的。如果从行政角度考虑，这是一个中性的问题。但如果从制度视角下分析，特别是在中国的语境中，问题将变得更为复杂。以腐败问题为例，究竟是从行政组织的视角来看，还是从制度的角度来解释，由于立场与角度的差异，得出的结论往往截然不同。因此，制度主义是主观的，而组织化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在从组织的视角分析时，我们发现一个重要概念，即“组织化悖论”。

基于此，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发布2025年全球发展报告《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锻造与持久胜出——国家兴衰的组织化程度研究》，围绕“如何成为领导型国家”这一主题，报告发现了组织化程度与大国兴衰的关系，即组织化如何保障大国的持久胜出。这些构成了解释中国崛起的战略路线图，也为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做出了基础性贡献，是研究大国竞争的战略理论。

国家因何而兴，又因何而衰？

关于中国为何直至16、17世纪仍能长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其根源在于早在秦汉时期，中国便已将国家有效组织起来。而西方国家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时间较晚。这种历史差异导致了两种不同国家

组织形式的碰撞：一方是西方的民族国家模式，另一方则是本报告提出的新概念——“礼治官僚制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赵鼎新教授称之为“儒法国家”，这是比较传统的说法，而我们则将其界定为“礼治官僚制”。

民族国家的运行机制基于“军事-财政”逻辑，即“财政军事型国家”。这是否意味着其具备更强的竞争力？事实上，中国共产党通过民主集中制，以更高的组织原则将国家凝聚起来，从而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组织化红利”。

在历史上，我们看到了另一番景象，以前苏联为例，斯大林模式的组织化程度非常高，但最终却导致了社会活力的丧失。在《经济“脱实向虚”与大国的衰落》的报告中，我们主要以美国衰落为例，探讨了经济“脱实向虚”引发的第一步后果。而今天报告中涉及组织化议题时，苏联的例子可能成为我们另一个重要的老师。

中国作为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可以从美国与苏联的历史中汲取教训。用党的话语来说，这叫“把握历史主动性”——即在研究历史规律的基础上，思考如何避免重蹈历史覆辙，这正是我们研究的一些发现。

总而言之，澄海高研院的定位是基于学科发展的战略研究机构。因此，我们的研究不仅是战略问题研究，还是基于学科发展基础之上的研究。以国家兴衰为例，历史上从古罗马到中国古代有很多解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解释主要有两个：一是文化主义，二是制度主义。对此，我们致力于提出更具解释力的新概念。上一个关于全球化模式的年度报告中，我们提出了“价格革命”概念，即我们把所有的产品价格降到白菜价，根本性地压制了西方的工业体系。而今天报告的核心发现则是“组织化程度”，我们认为这一变量与国家兴衰息息相关。

在《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锻造与持久胜出——国家兴衰的组织化程度研究》报告中，我们试图回答困古今中外无数思想家的问题：“国家因何而兴，又因何而衰”？长久以来，尤其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由西方主导的制度主义话语体系深刻影响了我们的认知。人们习惯给国家贴“民主”或“专制”的标签，并简单地认为某种特定的制度是国家繁荣的唯一钥匙，甚至有人断言历史已经终结。然而历史与现实却否认了这一理论的有效性，我们必须认识到，制度往往是事后总结与意识形态标签。

西方发达国家早期的积累和繁荣往往是依靠殖民掠夺，而非《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所谈到的“包容性制度”是关键。许多发展中国家照搬了西方的“好制度”，结果却变成强社会之中的弱国家，其根本症结在于缺乏基本的组织能力，即我们所强调的“主权建构”。与此同时，制度主义思路也无法解释：为何实行同一种制度的国家差异如此之大，例如美国和菲律宾；为何同一国家实行同一种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却表现迥异，例如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

显然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制度主义解释，并没有办法解释社会发展之谜，更难以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奇迹。从组织主义的角度看，人类文明的演进本质上是一个从无组织向有组织、从低组织向高度组织化的演进过程。无论是西方的现代化还是中国的国家建构，其核心都是在于公共权力的集中与组织化，直接决定一个共同体兴衰，根本因素并非制度本身，而是组织化程度。

在此，我们首先明确几个重要概念界定：

首先是“组织化国家”，是指在新兴组织化因素不断涌现的时代，既能够保证整体性的组织活力，又能避免新生组织力量对国家的拖累，其本质要求在于实现秩序与活力的平衡。

其次是“组织化红利”，即那些更早实现组织化，或在同一历史时期具有更高组织化水平的国家，往往能更有效地调动各方资源，从而实现国家的强大和繁荣。

最后是“组织化陷阱”，指因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导致曾被视为红利的组织化形式过度强化，反而引发秩序与活力的失衡，最终将曾经的组织化红利转化而组织化过密、窒息社会活力而导致国家失败的风险。后续我们会不断加深对这几个概念的案例研究。

中西两种组织化国家的竞争

要理解当下的竞争必须回溯历史的深处。接下来，我们将基于组织化的分析逻辑，探讨古代中国为何能在近千年的时间里领先于世界。

我们认为，组织化国家的首要条件是国家内部能够共享统一的组织秩序，最大限度地将民众纳入到国家的组织体系之中，从而防止组织分化。换言之，中央集权的确立应当是组织化国家的一个基本条件。

中国组织化国家的确立大致始于秦汉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典型的非组织化状态，邦国林立、国家间纷争不断。一方面为了防止内部夺权，另外一方面为了应对外部战争，诸侯国的政治改革最终推动了国家力量的迅速成长。在这样一个时期，次级权力组织与无序的组织分化被大大遏制，郡县制、官僚制消解了自治性封建权力，并且建立了较为稳固的中央集权。

同时，以伦理为基础的礼治秩序，限制并规范了不断滋生的非组织化因素。由此可以认为，中国在秦汉时期，从春秋战国的非组织化走向了组织化国家，建立起较为稳固的中央集权政权，较早实现了组织化国家的建构。

相较而言，前现代的西方，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基督教政体，则没能产生一个完善的组织化秩序，“国家”的衰落与封建主义横行互为因果。例如古希腊时期，城邦林立展现出了明显的政治分裂，既无政治集权概念，也缺乏政治集权动力。

古罗马时期延续了封建性的权力结构：一方面，贵族的强势存在挑战着国家权力的集中性；另一方面，各地方实行的间接统治导致地方组织分化日益严重。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山姆所说的，这一时期是贵族主宰着罗马共和国的时代。

到了中世纪，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及北方民族的入侵，多元权力极度分化，封建领主、教会、城市和行会都在不同层面分割着政治权力及统一的政治秩序，导致难以实现组织化，国家也就无从谈起。

正是凭借这种组织上的先发优势，相较于前现代的西方，较早实现组织化国家建构的中国获得了组织化红利，在世界历史上长期保持领先。据相关统计，直至1800年，中国的人均GDP仍普遍高于英国。

然而，虽然中国较早获得了组织化红利，但当近代西方构建起新型组织化国家时，晚清中国便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变局的实质，就是中国在当时的大争之世中陷入了整体性失败的局面。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示这两种组织化国家的竞争，我们在报告中依据组织方式的差异，将这两种组织化国家分别定义为礼治-集权型天下国家与军事-财政型民族国家。

那么，何谓礼治-集权型天下国家？其本质即礼治官僚制国家。传统中国作为一个“天下国家”，具有两大组织支柱：一是作为非正式政治制度的礼治，二是包括郡县制和官僚制在内的有形中央集权体系。非正式的文化伦理与正式的政治制度之间相互渗透、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礼治-集权型天下国家。这种组织化形态是组织技术与通信技术相对低下的农业社会中的最佳选择，国家在此基础上能够维持相当程度的秩序与活力的平衡。

就集权逻辑而言，其机理颇为清晰：它以郡县官僚为基础，构成规范性的治理领域，但开放性不足。相较于秦代强调制度化的法家之治，礼治更注重组织的灵活性，以适应解决不同地方的特殊问题。从西周时期齐国、鲁国以礼治改造地方政治，到汉代以礼治塑造地方的治理模式，皆是明证。所谓礼治秩序在西周是以宗法、伦理维系血缘贵族团体，至汉代则将其扩大到为国家的治理模式，尤其对政治参与者形成了明确约束。到宋代，礼治进一步下移，在将平等化个体吸纳进“家国一体”秩序的同时，也通过乡约族规保持了基层治理的灵活性与开放性。

我们所说的“天下国家”的“天下”，简而言之，是指国家边界的模糊性，而这种模糊性本身又蕴含着政权组织的包容性与开放性。诚然，这一组织化国家也有其内在困境，并导致了所谓的“历史周期律”，但这并不影响该组织方式的高效性，正是这样使中国长期领先于世界。

然而，16至17世纪，世界历史再次发生了大分流。当中国仍沉浸于伦理化的天下秩序时，欧洲却在战争与资本的双重驱动下，锻造出一种新型组织化国家，即军事-财政型民族国家。这种新型的组织化国家应对的是技术变革之下军事和资本的双重冲击，因此也就要求更加高效、更加强烈的组织化模式。

欧洲民族国家是“打出来”的，所谓“战争制造国家”是为赢得战争，欧洲国家必须最大限度汲取财政资源，建立强大的科层体制，并通过民族国家动员民众。基于国家建构动力的差异，这种军事-财政型民族国家又可分为两个次级类型：一是以资本财政为主要驱动力的英国，二是以军事战争为主要驱动力的德国。

无论如何，这种在血与火之中淬炼出的强大国家，在19世纪展现出了惊人的破坏力和竞争力。这也正是晚清所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所在：这不仅仅是坚船利炮的差距，更是一个古典的、伦理化的“天下国家”，遭遇了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武装的军事-财政型民族国家的降维打击，因此失败在所难免。

我们将视野拉回到20世纪。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国家建构同样以打造更高效的组织化国家为目标。理论上，组织化国家的建构一方面取决于历史禀赋，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所面临的组织环境。如果只是单纯嵌套一个现代国家的外壳，是没有意义的。

在二战后民族独立的浪潮中，我们看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照搬了西方的民主制度，结果如何呢？事实证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陷入了“强社会、弱国家”的泥潭。因为他们虽然拥有现代国家的躯壳，但其实质却被封建性的次级组织——无论是部落、教派还是利益集团绑架了国家，导致国家四分五裂、发展停滞。

如何超越“组织化悖论”？

然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探索出了一条独特道路，即我们所说的“政党中心主义”国家模式。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国家是对传统的礼治-集权型天下国家的现代重塑与超越。国家通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将一盘散沙的社会重新组织起来，形成强大的举国体制。

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政党中心主义，不仅能够以高度纪律化、组织化的方式实现多元权力的集中统一，同时也创造了制度化的民主空间。我们所说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是在组织分化与新生组织因素的互动中，成功构建了一个强组织化的政治结构。这也是中国能够在发展中国家中异军突起，并在新一轮的全球竞争中与西方分庭抗议的根本性组织基础。我们将这种政党中心主义的组织化国家的特性，定义为“团结型政治”。

反观当下，特别是美国，情况正在发生逆转。西方国家正陷入身份政治和党争政治之中。随着人口结构和多元文化的冲击，西方社会文化的主体性逐渐瓦解，党争不再只是阶级利益的博弈，更演变为族群、宗教与文明间的冲突。曾经让西方引以为豪的组织化模式，如今正蜕变为“组织化陷阱”——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组织化悖论”。

组织化悖论指的是，早期带来组织化红利的组织形式，因路径依赖导致某种结构性失衡，最终演变为组织发展的障碍。我们提出两种组织化悖论：一种是集权式组织化悖论，一种是分权式组织化悖论。

集权式组织化悖论的代表是苏联，分权式组织化悖论的代表则是美国。对美国而言，分权本是立国之本的组织化红利，但路径依赖强化了这样的一种作为分权象征的利益集团权力，导致国家和人民掉入组织化陷阱而难以自拔，其结果便是福山所指出的“否决型政体”。报告中我们以美国医疗体系为例，但控枪问题同样具有类似逻辑。这在我们看来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讽刺。托克维尔曾指出，西方国家最初通过消除封建多元群体来建立现代国家。美国政府的集权程度要远高于欧洲国家，但如今却陷入到了实质性的封建制。

作为集权式组织化悖论的代表，苏联的案例大家较为熟悉。苏联早期凭借高度集权实现强大动员，但中后期过度管控导致国家与社会窒息，最终扼杀了国家活力，最终在与美国的竞争之中陷入了失败的境地。面对美苏的教训，对于中国而言，我们应该如何超越“组织化悖论”呢？

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国作为最早享有组织化红利的国家，受长期政治史的影响，在我们看来也最容易滑向集权式的组织化陷阱。从汉唐到宋明，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对这样一种集权式的组织化陷阱的论述。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组织化国家也经历过动态调整。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是把人组织起来，后三十年是开放搞活，基本上实现了秩序与活力的动态平衡。经过70年的社会经济发展，社会制度在2020年左右基本定型，制度定型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制度化、规范化，我们认为这样一种制度化、规范化形成了一种现在异化的无处不在的审批型体制。例如，进入大学校门的层层审批，便是“组织化过密”现象缩影，这正是中国当前面临的组织化陷阱。

总的来说，国家兴衰的逻辑告诉我们，没有一劳永逸的好制度，只有组织化程度的动态平衡。对于西方而言，应当避免过度分化而形成的事实性封建制；对中国而言，应当避免过度集中而导致的“组织化过密”，以免窒息社会活力。

我们应当谨记，真正的强组织化国家不是压制次级组织的生成，而是能够为次级组织成长赋予制度空间，在保证高水平组织程度的同时，将不断分化的异质性、特殊性因子纳入国家的组织进程之中。

古人讲“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我们应当在历史变迁中尝试平衡一统与多元。只有这样，才能够把握历史主动性，不断进行自我调试，消除阻碍活力的因素，从而超越中国的组织化悖论。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