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律新社研究员 王思远

出品丨律新社研究中心

全球化浪潮下，中国海事法律人正以“跨海之智”破局，在传统与变革的航道中，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专业进化论。

宁波港的巨轮往来与单证流转之间，一个常被忽视的矛盾正在浮现：作为全球货物吞吐量连续15年居首的枢纽港口，其背后的法律服务体系却呈现出区域性失衡——一年海事法院受理案件量突破5000件的宁波，专事海商法务的律所或专业团队屈指可数。这种“港口繁荣”与“服务错位”的失衡，在航运数字化浪潮中愈发凸显。

2025年5月，律新社研究中心正式启动《精品法律服务品牌指南（2025）：海事海商领域》调研。中国海仲和上海国仲仲裁员、浙江省律协海专委主任、炜衡（宁波）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童登勇在接受律新社研究中心调研时指出，宁波港以全球第一大港的吞吐量连续多年雄踞世界舞台，却面临“大港小所”的尴尬境地；传统律师从“规则适用”向“价值创造”转型，而人工智能、区块链与无人船舶技术正颠覆行业根基。新一代海事海商律师正从内卷下的专业深耕走向区域协同，并以不出海或将出局的豪迈投身跨行跨界的国际竞合，从代际更迭到生态重构这一过程中挖掘并展现新的价值。

童登勇

中国海仲和上海国仲仲裁员、浙江省律协海专委主任、炜衡（宁波）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

01 海事海商法律服务的“区域密码”

海洋贸易，这一源远流长且充满活力的经济领域，始终是全球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承载着贸易的繁荣，见证着技术的革新，也面临着规则与挑战的演变。然而，在这片波澜壮阔的海洋中，法律服务的区域发展却呈现出鲜明的差异。宁波，这座以港兴市、因海而强的城市，凭借其独特的区位与地理优势，在国际贸易和航运领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1. 宁波的“海事困局”

宁波，作为全球货物吞吐量第一大港。据宁波市口岸办统计，2024年宁波港域货物吞吐量累计69376.6万吨，增长3.2%。外贸货物吞吐量累计41199.2万吨，增长4.6%；其中进口23106.6万吨，增长1.0%，出口18092.6万吨，增长9.4%。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宁波的海事法律服务行业却深陷“大港小所”的尴尬境地，面临着独特的“海事困局”。

童登勇在接受调研时指出了宁波海事法律服务行业的痛点。他认为，宁波律师业主要服务于地方经济，虽然外向型企业较多，但在涉及IPO、海洋钻井平台与海上风电能源开发、境外大型港口等工程投融资建设以及反倾销、反垄断、反制裁等贸易救济法律事务等疑难复杂法律问题上，本地律师独立操作的案例较少。与上海、杭州相比，包括涉海在内的宁波涉外法律业务国际化程度不高，高端专业法律服务相对匮乏。

数据是最客观的见证者。作为长三角地区受理海事海商纠纷的专门法院，宁波海事法院与上海海事法院2024年的相关数据便能说明宁波在海事海商法律服务领域所处的地位

从上表中可以初步判断，作为我国美誉度颇高的宁波海事法院，收案数量尤其是涉外案件已经高于上海，表明宁波作为长三角重要的海事海商争议解决中心，在推动国际航运法治建设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与该数据相对应的是宁波法律服务的规模仍与上海，甚至与之相邻的杭州相差较大。截至2024年底，宁波百人所只有8家，而杭州为20家，上海则为63家。

宁波的“海事困局”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童登勇在调研中认为，宁波律师业在长三角地区处于第二梯队，经济凝聚密集程度和收费总量均低于杭州等省会城市。尽管从事港航法务的宁波律师无疑可以依托着家门口的宁波海事法院，但是在涉外、复杂法律争议上更多的是吸引外地海事海商律师甚至境内外保险公司、保赔协会等的聚集，尚未对宁波本地海事海商法律服务产生规模性的地域效应，最典型的是那些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大案要案中，宁波律师发挥的作用仍然有限。此外，宁波律师业还面临着全国性规模所特别是紧邻国际航运贸易中心的上海这一国际大都市的竞争压力，这些规模所凭借其品牌优势、资源整合能力和专业服务水平，对于宁波本地律所的生存空间也产生了一定的挤压。

2. 律所“破圈”战：从区域化到全球化有多远？

面对区域发展不均衡与全国性竞争压力，宁波法律服务行业正通过跨区域协作探索破局之路。以炜衡宁波办公室为例，其通过联动上海、杭州、香港、东京等分所办公室整合资源、联合投标重大项目或案件，不仅拓展了业务领域，更实现了品牌影响力的跃升。这种“区域协同+资源整合”的模式，为律所突破地域限制、迈向国内外市场提供了实践样本。童登勇在调研中指出，炜衡宁波办公室与炜衡长三角地区各地办公室的深度协作，已形成承办诸如破产、海洋工程等重大影响案例的常态化机制。

对于中国海事海商法律服务而言，全球化征程仍面临多重挑战。当前需着力构建三大核心能力：一是打造国际化的品牌矩阵，二是建立复合型人才梯队，三是深化跨国合作网络。童登勇在调研中强调，跨区域特别是跨行业的协作是法律服务高端业务拓展的关键支点——通过建立战略合作联盟，既可实现法律资源的跨域配置，又能形成各行专业能力的互补强化。

行业实践表明，律所间的协同创新具有显著的乘数效应。通过建立跨区域协作机制，不仅能突破地理边界的业务壁垒，更能构建知识共享平台，推动行业服务标准的迭代升级。这种协作模式既为律所创造了规模经济效应，也为应对国际法律环境的复杂多变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

02 海事海商律师的“代际使命”

中国海事海商律师的代际使命始终与时代需求紧密相连。童登勇将行业划分为三代群体：第一代以严谨的专业性和传统领域深耕奠定行业根基；第二代通过跨领域协作与综合能力融合推动服务多元化；第三代则面临智能化与绿色航运的技术冲击，需在“规则解释”向“价值创造”的转型中重塑驾驭技术、法商兼容的角色。

1、第一代的“坚守”与第二代的“突围”

（1）专业性的基石与经验的沉淀

在海洋贸易深度嵌入国家经济命脉的背景下，中国海事海商法律服务的专业化发展始终与国际规则接轨同步推进。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港口经济规模的扩张和国际货运量的激增，海事海商法律领域逐渐形成以提单制度、运输合同规范为核心的制度体系。童登勇在调研中回顾了中国海事海商法律服务的发展历程，将其划分为三个代际阶段。第一代海事海商律师的“坚守”主要体现在对传统海事法律领域的深耕与传承。他们往往从高校教师、企业法务或实务部门转型而来，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实践经验。第一代律师的专业性体现在对提单、运输合同、船舶碰撞等传统海事法律关系的精准把握，以及对国际海事规则（如《海牙规则》《海牙维斯比规则》）的熟练运用。

然而，随着海上旅游、绿色航运等新业态的兴起，传统法律服务的单一维度特征逐渐显现局限——既有的专业范式难以兼容新兴领域的复合性需求，这种专业深度与服务广度之间的张力，成为法律服务代际演进的重要转折点。童登勇认为，第一代律师的核心价值在于“严谨”与“责任”。他们习惯于以“问题导向”处理案件，注重法律条文的逐条适用，较少涉及跨领域协作。例如，在90年代，海事海商律师的业务范围主要集中在船舶碰撞、货物灭失、海损与保险赔偿等传统领域，案件处理流程相对固化，律师的角色更多是“法律工匠”。然而，这种高度专业化也带来了局限性：第一代律师往往对新兴领域的法律需求（如海洋工程、游艇经济、绿色航运）反应滞后，难以满足多元化市场的综合需求。

（2）第二代的“突围”：专业与综合能力的融合

随着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加速，第二代海事海商律师开始打破传统边界，走向“突围”。童登勇将这一代律师的特点概括为“视野拓宽”与“领域交叉”。他认为，第二代律师的成长背景（如研究生学历、外语能力提升）使其更易接触国际法律资源，并主动将海事法律与融资租赁、国际贸易与投融资、物流供应链等领域结合。

第二代律师的“突围”还体现在对非诉讼业务的探索。例如在大型海上游艇码头建设时，即便是要由律师调研并出具的社会稳定性风险评估报告，不仅涉及海商法与海上交通安全法，更大量的还需融合民法、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等多法域。这要求律师从“单一法律专家”转型为“综合法律服务者”。童登勇认为，这种转变既是市场驱动的结果（如企业对一站式法律服务的综合需求），也是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强调，海事海商律师不能只盯着船舶和运输，必须跳出传统框架，与工程建设、绿色环保、金融保险等领域形成协同。

（3）代际差异的本质：从“规则适用”到“价值创造”

国际供应链重组、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复杂环境下，法律服务的价值创造功能愈发凸显——这不仅要求法律人精准解读既有规则，更需通过制度设计、风险预判等手段为企业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这种服务重心的转移，实质上折射出海事海商律师群体在行业生态变迁中的角色重塑。在童登勇律师看来，第一代与第二代海事海商律师的代际差异，本质上是法律服务从“规则适用”向“价值创造”的演进。第一代律师的核心任务是解决既定法律框架下的纠纷，而第二代律师则需通过法律手段为企业创造商业价值。例如，在处理涉外保险争议时，第二代律师不仅要分析保险条款的适用性，还需考虑国际制裁、合规管理等宏观因素，甚至需与政府机构、行业协会协同制定应对策略。这种转变要求律师兼具“法律思维”与“商业意识”，使之达到“从技术型人才到战略型人才”的跨越。

当法律服务从单一维度走向多维融合时，行业内部的专业化路径必然面临重构性挑战。为此，童登勇律师也坦言，第二代律师的“突围”面临挑战但也是难得的机遇。跨领域协作需要律师具备更强的资源整合能力，而年轻律师的成长周期较长，导致“人才断层”问题。第二代律师的专业化程度较第一代有所弱化，部分律师对传统海事法律的核心规则理解不足，可能影响服务质量。这种矛盾是行业发展的“阵痛”，需通过制度化培训和团队协作特别是有志者的不懈努力逐步解决。

2、第三代的“技术焦虑”

（1）智能化浪潮下的行业冲击

第三代海事海商律师的成长环境与前两代截然不同。童登勇指出，第三代律师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技术焦虑”。随着人工智能（AI）、区块链、无人智能船舶等新技术的兴起，传统规则及其法律服务模式正被颠覆。

童登勇以“无人船舶”为例，剖析技术对行业的冲击。他指出，随着无人驾驶技术的完善和广泛应用，未来无人船舶也必将走向海事海商领域，无人船舶的运营涉及船舶制造商、岸基管控、保险机构、监管主体等，各方责任划分尚无明确规则。传统海事法律框架（如有关船舶与船员管理的SOLAS国际公约或《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等）都难以直接适用，律师需从民法、行政法、国际法甚至航运习惯与惯例中寻找解决方案。此外，无人船舶的“黑箱化”操作（如自动驾驶算法的决策逻辑）增加了举证难度，律师需具备技术分析能力并借助专业力量才能有效处理案件。

（2）技术驱动下的律师角色重塑

面对技术变革，童登勇认为第三代律师需完成三重角色转换：

从“法律解释者”到“技术解读者”，传统法律服务依赖对成文法的解释，而新技术引发的法律问题往往缺乏明确规则。例如，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海上贸易时，律师需判断智能合约的法律效力，甚至需参与制定行业标准。

从“个案解决者”到“风险预判者”，技术与市场的不确定性要求律师提前介入企业合规管理。例如，绿色航运政策（如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实施，迫使律师协助企业制定减排固碳方案，甚至参与国际谈判。第三代律师的重要价值在于“预判并避免风险而非事后应急救火”，为企业提供针对性的预防措施。

从“独立执业者”到“生态构建者”，技术的跨界特性要求律师打破行业壁垒，构建法律服务生态系统。第三代律师需与技术公司、金融机构、科研院校形成深度合作。

从第一代的“坚守”到第二代的“突围”，再到第三代的“技术焦虑与创新”，海事海商律师的代际使命始终围绕“专业性”“适应性”与“创新性”的平衡展开。童登勇的观察揭示了一个深层规律，法律服务的演进本质上是法律与社会关系的动态调整。第三代律师虽面临技术冲击，但其“跨界融合”的能力亦可能成为行业突破的关键。

03 海事海商法律人才培养的“破局之道”

在全球化浪潮与科技革命的双重变革中，中国海事海商律师行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代际更迭与范式转型。童登勇提出的“代际革命”的观点，不仅揭示了行业内部的传承与突破，更折射出中国海事法律服务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深层变革。

1、高校课程的“滞后性危机”

高校作为法治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其海事海商法教育体系是否能够有效回应时代需求，成为亟待深入探讨的问题。当前，尽管我国在海商法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课程设置、实践教学、国际视野等方面仍面临一系列结构性挑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人才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也制约了我国在国际海事治理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提升。我国海事海商法律人才近年在人才培养数量上突飞猛进，据统计截至2022年，我国已培养海商法领域本硕博学生万余人。然而，当前中国高校海商法专业教育仍具有“滞后性危机”。这种滞后性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知识结构的单一化倾向。我国传统海商法教育重镇集中于海事类高校，其课程体系仍偏重私法领域。包括海商法导论、船舶物权法、班轮运输实务与法律等，但对国际监管规则、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以及反制裁反垄断等公法领域涉及较少。这种“重私法、轻公法”的倾向，导致毕业生在处理航运反制裁、海洋生态权益保护、国际公约履约及合规等涉外法治事务时，往往出现“本领恐慌”。

其二，实践教学的严重缺位。尽管高校通过模拟法庭、案例分析等实践环节强化学生能力，但整体而言，海商法教育仍呈现“重理论、轻实践”的特征。多数院校缺乏与港航企业、海事法院、律师事务所的深度合作，导致学生难以接触真实案例，更遑论参与国际海事仲裁、跨境并购等高端业务。这种“纸上谈兵”的培养模式，直接造成毕业生实践能力薄弱，难以满足律所对“即战力”人才的需求。

其三，国际视野的培育不足。在涉外法治人才需求激增的背景下，高校海商法教育在国际规则解读、跨文化沟通等方面的短板愈发凸显。虽然部分院校通过举办国际海事法律论坛、邀请外籍专家讲座等方式拓展学生视野，但系统性的国际法实务训练仍显不足。这导致学生在面对诸如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LMAA）仲裁、美国《海外反腐败法》（FCPA）调查等复杂场景时，往往陷入“规则陌生、应对失据”的困境。

童登勇在调研中认为，海事海商业务涉及融资租赁、技术关联、安全保障等多个领域，必须注重综合能力的提升。这一观点为高校课程改革指明了方向。要破解“滞后性危机”，高校亟需构建“复合型、实践型、国际化”的三维课程体系。

2、律所培训的“实战化转向”

面对高校教育的结构性矛盾，童登勇介绍了自己正在摸索中的人才培养模式，即通过“案例实战+行家研析+专业交流会”的模式，引领海事海商律师培养的“实战化转向”。这种转向的深层逻辑，在于对传统“师傅带徒弟”模式的超越，以及对全球化时代人才需求的精准回应。

在案例实战方面，通过将年轻律师深度嵌入重大案件处理流程，打破传统师徒制的线性传承模式。在证据分析、国际公约适用等专业领域实施项目制训练，形成“理论输入-实践转化-压力验证”的闭环培养链。这种高强度训练模式有效缩短职业成长周期。

在实战前后，委请行业甚至是跨行业的专家从上维视角俯视法律关系及其演进脉络、剖析风险利弊、给出正反的方向性建议并对阶段性结果予以复盘以目标导向、及时纠偏，毕竟法律解决方案没有最好，只有合适、最合适。

在国际国内交流方面，要求年轻律师积极参加各类专业研讨会，在对话中拓展眼界与认知边界。这种“与高手过招”的交流，能够帮助律师建立全球视野，掌握行业脉搏。

童登勇认为，技术只是工具，法律的核心是维护正义。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国海事海商律师行业的人才培养正经历深刻变革。唯有将专业热情、实践能力、国际视野熔铸于人才培养全过程，方能培育出不负时代、堪当大任的新时代海事海商法律人。

结语

站在航运强国与法治中国的交汇点，中国海事海商法律服务行业的未来正逐步清晰：它既是跨区域跨行业协作网络编织的全球化舞台，也是复合型人才与智能科技深度融合的实验场。从传统律所到法律咨询公司，行业边界正在被打破，服务模式正在被重构。当第三代律师在区块链技术与无人船舶法律风险中开辟新战场，当“案例实战+行家研判+国际研讨”培养模式将人才成长周期进一步缩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挑战，更是对未来律服务市场迸发的无限可能和期待。这场变革没有终点，唯有持续进化，方能在全球化浪潮中谱写出中国海事法律人的新篇章。

参考资料

[1] 《十二月份宁波口岸运行情况》，宁波口岸公众号，2025年6月15日访问。

[2] 《宁波律师行业聚焦企业需求提升服务质效 激活“三大引擎”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https://orientalningbo.zainanjing365.com/siteapp/gdmm/jsp?service_name=gdmmArticle&method_name=shareJsp&id=114650&appscheme=gdmm-zainingbo，2025年6月15日访问。

[3] 《2024杭州律师行业发展数据报告重磅发布》，杭州律协微信公众号。

[4] 《2024年上海律师行业大数据报告》，上海律协微信公众号。

[5] 司玉琢，艰辛的历程,辉煌的成就——纪念《海商法》实施三十周年，载《中国海商法研究》，2023年6月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