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帖经，其为何是唐朝科举的重要考试方法
科举制度始于隋代，唐宋时期逐渐完善，明清时期逐渐僵化。可以说，跨越1300多年历史的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唐代科举的内容、规则、考试方法比隋代更加详细，是科举制度完善的重要阶段。
铁经作为唐代科举考试的重要考试方法之一，与唐代文学的发展密切相关。那么，帖撒罗尼迦人是什么？
上图_古代科举考试示意图
1. 唐代科举及成绩单
在解释铁经的定义之前，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铁经考试方法的背景。 《唐志言》记载，唐高祖武德四年李渊，是唐朝第一次科举考试。设明经、秀才、中士、进士四个科举。此时，铁镜还没有出现。不过，随着唐朝的发展，科举考试的科目逐渐增多，铁镜也随之登场。
唐代科举考试科目增多后，可分为两类。一是正科，一般有士、进士、明经、明法、明子、明书六科。另一个是系统科目。铁经一般是正规科目的考试方式。常规科目是指定期开设的考试科目，正式科目是指不定期开设的考试科目。能够毫无疑问地出现在常规科目中，这说明铁镜有一定的好处。
上图_《文文通考》，简称《通考》，是宋元学者马端霖编撰的法律法规史，共348卷。
据《文献通考》记载，铁经主要考查儒家或道家经典的内容。把两端盖住，中间开一条线，“把纸剪成扎带”。每篇文章空白三个单词，考生应根据上面或下面的内容填写。不同时期，“随时的增减都可能不同”，判断经文是否通过的标准也不同。有时十之四才能通过，有时十之五才能通过，有时十之至少六才能通过。这与当今语文考试中常见的古诗词填空类似。
虽然《铁经》的形式大致固定，但不同题材的表现形式却有所不同。
上图_李治（628年7月21日—683年12月27日），即唐高宗
1.明荆轲和铁镜
唐初，明荆轲唯一的考试方式是“试策”。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考试更方便，学者们没有阅读经典，而是选择背诵意义。什么是“义”？可以理解为对经典解释要点的总结。学者只要死记硬背这个“义”，就能取得好的成绩。
到了唐高宗时期，高宗意识到这种考试方法有很多弊端，于是颁布了《调律明经进士诏》，规定除铁经外，还应考明经，并考六项。十个铁镜就有资格。提案合格后才能进行试点策略。随着经文打下基础，对试炼策略的要求也会相应提高。朝廷根据《周礼》、《左氏》、《礼记》等经典的典籍提问，并予以重视。学者们不能仅靠“义”来解答问题，而是需要做好知识储备、明辨道理才能通过。
上图_《周礼》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
开元二十五年，明经设立了铁经、清仪、时事政策三种试法。铁镜的及格标准从十到六变成了十到五。难度降低了，但依然是明经考试的第一关。第一个“门槛”。
唐代科举考试中也有一些科目参考了明经考试方法，如命法、命数、命算。和《明经》一样，这些考专业技能的科目，在考试中也把经书放在了前面，只不过考的“经”是唐代《律令》、《说文》、《九章》等专业书籍。
一般来说，铁镜是作为明镜考试的垫脚石而存在的。它考验学者的知识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个读书人如果无法通过铁精考试，那么无论他其他能力有多强，也只能失败。
上图_唐代学者
2.金石克与铁镜
进士科中铁经的使用与明经科中的铁经非常相似。
唐高宗永隆二年以前，进士考试只有一种办法：朝廷选拔士子时偏爱能言善辩的人。为了准备考试，学者们背诵了旧的策略。唐高宗永隆二年以前，进士科开始采用铁经考试方式，先铁经，再作文，最后考策，逐渐扭转了这种不良的学习风气。
此时进士科经典的考试方法大致如下。若写《尚书》、《周易》等经典，十篇六篇就过去了；若《老子》主注有五段，则五段三段通过。
开元二十五年，《开元调之诏》规定，进士考试应修订《礼记》等主要经典和《尔雅》。通过十项中的四项即可进入论文考试。
唐代中叶，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论文地位的上升，论文考试取代经学成为第一考试。但作文作为一种稳定的考试方式，仍然是检验学者基础知识的试金石。
上图_《礼记》，相传为孔子弟子所著，西汉礼学者戴胜锁编撰
2. 经文与文学的关系
从以上不难看出铁镜在唐代科举考试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铁镜对于唐代文学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1. 经文和诗歌
唐代的科举试卷主要写在《礼记》、《左传》、《毛诗》、《周易》、《尚书》等书中，出题者喜欢出题。从这些经典的篇章来看，读书人如果背诵卷子的次数多了，往往考试中的典故就可以用在科举和其他方面的写作中，甚至可以用在将来的其他写作中。
上图_《尚书》，最早的书叫《书》，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左右
这是一个例子。例如，安史之乱爆发后的天宝十五年，科举诗的题目是《东郊迎春》。试题的典故出自《礼记月令》。记载说，立春之际，皇帝亲自率三皇子、九大臣、皇子到东郊迎春。回到朝堂后，他犒赏了朝中的大臣。进士、考中进士的皇甫冉的诗，颇受青睐。皇甫诗的诗中使用了《礼记岳令》中的两个典故。 “晓见青龙骑，东郊春已到”作为帝王骑龙的暗号，“远行林园欢，今日遇黄莺”作为皇帝回朝后奖励大臣的典典。
在诸经中，《礼记》中的典故受到考官的青睐，因此很多学者也对《礼记》中的典故耳熟能详。这是指皇宫的“九门”为例。在科举考试中，不少学者都用了“九门”的典故，如窦昌的《林花》，“色浮两门近，泉深入九门”，木吉的《冬至，风在待》“千井遍地，修九门”。
上图_李商隐（唐代诗人）（约813年—约858年），字亦山，号玉溪生
在科举之外的文学创作方面，《诗经》中的典故备受诗人追捧。以李商隐为例。李商隐在《武侯祠古柏》中写道“大树记冯异，甘棠记赵公”。他用《诗经甘棠》歌颂甘棠树，宣扬赵公德政之义，表达对明朝的期望。 “喜生弟希叟，礼部卫公”“朝廷黄雀其情人，多户多才人”，借用了《礼部卫国公》中黄莺的典故《诗经伐木》表达了弟弟成功的喜悦。
文人在创作古诗词时，常常运用典故。典故不仅可以增加作品的历史底蕴，还可以增添作品的含蓄之美。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正是因为读书人在备考科举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典籍典故，才能够在科举考试和其他文学创作中调动知识储备，而不至于用尽材料来写作。这也促进了唐诗的发展。
上图_《五经正义》是唐代孔颖达等人所著的五经注释。
2.佛经、散文
铁镜对唐代散文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唐初以骈文为主导，文风肤浅、浮华。准备科举的读书人通常只是死记硬背经文和意义。这不利于散文的长远发展。 653年，唐朝颁布官方经典《正义五经》。编修孔颖达批评了《尚书正义序》的文体，主张“领会经典，运用之”。
进入科举考试后，考生熟悉经义，掌握大量经书，才能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考生都是挂着头、屁股扎着，努力学习。背诵经典时，应用性和教育性的理念深深影响着学者的价值观。学者们在写作中逐渐注重反映现实，表达自己的兴趣。
上图_李华（715—766），字雅舒，赵州赞皇（今河北赞皇县）人
开元二十三年，进士李华曾撰《礼赠尚书清河孝公崔冕集序》，抒发文学见解。李华指出，文章要坚持“六经”的志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文人应该内化儒家精神，做有德之人，从而保证自己的作品有德。然后要联系实际，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抱负，注重文章的审美功能，修改成书面文件。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能具有树立名声的宣传功能和化人为民的教育功能。
李华为何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李华在准备铁经考试时，认真研读儒家经典，积累和领悟了大量的经义。因此，他强调文章要清晰、实用，言辞要有意义。许多经历过科举考试的文人也都认同李华的观点。这种联系经典、注重实用的文学主张，对改变时空上稀疏、肤浅的文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上图_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
后来韩愈、柳宗元等人主导了古文运动，更加注重世人的实际运用。古代文学家韩流等提出了“文学”的观点。
他认为应该用辞藻来阐明道。柳宗元在《宝翠安秀才论》中论述了道与散文的关系。他认为读书人应求诸道，留言悟道。以言解道。道法是通过书籍来了解的，文字是通过书籍来传承的。传道是写作的目的，文学是儒道思想的载体。韩流反对浮夸的文风，主张散文语言要回归自然，散文内容要反映现实，散文的功能要以教育性为主。在古文运动中，产生了质朴、深情、仁慈、道德、充满美感的优秀散文作品。
铁经学科设立后，士人更加注重理解经典、联系经典、联系现实，这有利于唐代散文风格从华丽夸张转向实用朴素。
作者：陈思校对/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马凯《唐代科举经书文学研究》西北大学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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