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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车的使用开始于殷商，盛行于春秋。这之后逐渐衰落，唐宋年间虽然曾经制作、应用，但并没有什么成就。明代自正统之后，逐渐提出战车问题。

一、为何明朝启用战车？

正统十二年(1447年)九月，大同总兵官武进伯朱冕、侍郎沈固等上疏，提出用战车“行则载衣粮，止则结营阵”，以防御蒙古骑兵的内犯。这之前，洪武、永乐年间也用过车，但只是用于运送粮草。朱冕提出“止则结营阵”，这就用于作战防御，但还不是完全意义的战车。

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变后，明廷制造战车，向边镇颁发战车式样，具有完全意义的战车出现了。这之后，到嘉靖以前关于使用战车的议论颇多。他们认为，骑战非中国之所长，而车战为夷狄之所短。

战车，行则以车为阵，止则以车为营，根据敌人众寡强弱，决定我之战法。势有可乘，则开壁出战；势或不便，则坚壁固守。战车，能避箭，能拒马，上置铳炮，可以充分发挥其威力，御敌长策，“莫善于此”。敌人进攻，铳炮齐发，可与其相持；敌分头掠掳，或遏其骄横，或尾其惰归，运有足之城，策之马。这是万年守边简易之策。

持这种观点的既有高级将领，如郭登、张泰，也有朝廷文臣，如余子俊、秦纮等。但也有人持否定或怀疑的态度。丘浚就曾认为“所谓车战之法，实无所用之。”

成化年间，兵部尚书项忠也从历史经验出发，一方面认为战车是“决可用也”，另一方面又认为“车未必可用也”。但不管如何，使用战车的议论甚多。

正统至正德年间，使用战车也不仅仅停留在议论上，不论在京城还是边镇，也进行了试制，甚至成批制造和装备部队。

正统十二年九月，大同总兵官朱冕造战车386辆；正统十四年(1449年)九月，工部造战车千辆；景泰二年(1451年)六月，因石亨之请，内官监作偏厢车千辆；天顺四年(1460年)正月，造轻车500辆；成化二年(1466年)六月，根据定襄伯郭登的建议，京营造小战车2500辆；弘治十七年(1504年)，造战车100辆，送营操习等等。

战车在军事上有再起之势当时所造战车的形制各不相同，如按动力可分畜力牵引和人力推挽两种。

用牲畜牵引的战车有的相当笨重，正统十四年，朝廷下达的战车式样，就是这样，要用7匹马牵引。因为笨重，后来宁夏就造了用1匹马牵引的小车。这之后有更轻便的，成化八年(1472年)零都诸生何京所上的战车式样，1人可挽。这是人力推挽的战车。后来这种战车居多。

如按车厢分，有偏厢、正厢的不同；如按车轮分，有独轮、双轮的区别。当时人们建议和制造的偏厢车不少。郭登于景泰元年(1450年)在大同就曾建议造偏厢车。该车辕长1丈3尺，前后横辕阔9尺，高7尺5寸。每车配备神枪、铜炮、枪、弓、牌等武器。

共用士兵10人，无事轮流推车，有事则齐力防卫。衣服、粮食、器械均放在车上。车与车用铜钩相连。如敌人来攻，有机可乘，则开壁出战；形势不利，则坚壁固守。每车还载1丈3尺的鹿角2架，驻扎时用这些鹿角在车外15步构成藩篱。景泰二年(1451年)，石亨曾在京造千辆偏厢车。但郭登成化二年在京营造的2500辆小车则不是偏厢车。

成化二十年(1484年)总督宣大尚书余子俊所造的战车，也不是偏厢车。该车辕长1丈2尺，10人驾拽，每战车500余辆为一军。行则纵以为阵，止则横以为营。车空缺处补以长5尺的鹿角。每车配备炮4门。因为运动迟滞，当时人们称这种车为鹧鸪车。

弘治十五年(1502年)，陕西总制秦建造一种独轮的战车，称为全胜车。该车高5.4尺，厢阔2.4尺，前后通长14尺，全车重不过2石，遇有险阻4人可以肩扛而行，比较便当。在车上放铳者2人，在下推车放铳者4人。与敌人相遇，先发10辆或5辆车冲击敌阵。前有阻塞，前边的车向前放铳；后有追袭，尾车向后放铳；冲入敌阵，两厢放铳，使敌马惊扰，自相蹂践，从而取胜。

以上介绍只是当时众多形制的几种。当时战车的形制可以说是纷繁复杂，互不相同。它们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用火器。

战车实际是火器车，是新的意义上的战车。这是明代战车不同于以前战车的最重要的地方。当时车的用法也不尽相同，有的战车与骑兵配合使用，有的则单纯用车。

二、嘉靖、万历年间的战车

嘉靖至万历年间，由于北方蒙古族内犯的加剧，为加强防御一些文臣武将对战车的运用也更加重视，战车的制造和运用也有了进一步发展，逐渐趋于成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认识进一步提高

正统至正德年间，人们一方面认识到要运用战车来进行防御，另一方面，也有人提出一些疑问。嘉靖之后，人们一方面更加强调战车在御敌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对提出的一些问题给予回答，以解除人们的疑虑。

特别是隆庆之后，谭纶、俞大猷、戚继光都致力于战车的建设，对战车的作用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们认为：“今日破虏之策，决非车战不可”。

车战“实为御虏之长策”。建立车步骑营，使车步骑协同作战，可以相须为用。防御敌骑用车，保卫战车用步；车以步兵为用，步兵以有战车防卫而加强；骑兵则乘势出奇制胜。这种车步骑营，一可以束部伍，一可以为营壁，一可以代甲胄，形成有足之城，不袜之马。行则为阵，止则为营，以车为正，以骑为奇，进可攻，退可守，步骑迭用，出奇无穷。车营作为营壁，可以充分发挥中国火器的长处，对进犯的敌骑可以以长制短；运用车营与敌人作战，敌人无法四处剽掠；用车扼险敌人则难以逾越等等。

这也就回答了过去人们担心的车不便于御敌于险隘和易于被焚烧等问题。表明车利扼塞劫，在险要之处，以车塞险，以车就地结营，将能阻截敌人，予以打击。那些立营防御，有步兵、火器防卫的战车，敌人近前尚不可能，焚车亦难。从而使人们更加相信战车是可以御敌之骑兵的。

2、形制更加完善

嘉靖以后，人们制造了多种形制的战车。嘉靖十五年(1536年)，总制陕西的刘天和请求制造经过改进的全胜车；三十年(1551年)，制造的单轮和双轮战车；三十九年(1560年)大同镇经俞大猷规划建造的战车；四十三年(1564年)，京营建造的战车；隆庆年间，戚继光在蓟镇建造的正厢和偏厢车；隆庆二年(1569年)，魏学曾在辽东建造的战车；万历三年(1575年)，俞大猷在京营建造的战车等等。

这里影响最大和建造最多的要算戚继光在蓟镇建造的偏厢车和俞大猷在京营规划的正厢车了。

戚继光的偏厢车有两种-—重车和轻车。

所谓偏厢即在战车的左侧或右侧立有蔽矢石的屏障。戚继光没有留下其战车的具体构造，其大体情况是：

重车全重600余斤，士兵轮班拽车，每班五六人，5里一换。在长途行军中，也可以用骡2头拽车，但临敌10里绝不用畜力。另有鹿角拒马，驻营时架于2车之间，行进时连接2车厢。轻车重300余斤，因其轻便，便于远出和过险隘。重车用兵20人(一说24人)，其中车兵10人为正队，步兵10人为奇队。正队10人中，车正1人，舵工1人，佛郎机手6人，火箭手2人；奇兵队队长1人，鸟铳手4人，藤牌手2人，镜钯手2人，火兵1人。轻车12人，其中车正1人，舵工1人，铳手6人，钯箭手2人，佛郎机手2人。戚继光也有正厢车，即蔽矢石的屏障在车前，但只用在行军时车阵的两端。

俞大猷最熟悉车战，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在大同他就曾造战车，万历初调京营专管训练车营。谭纶曾经说过：“能尽车战之法，实惟俞大猷一人，即臣与戚继光皆自以为不及。”俞大猷在京营所建的战车，按一般的理解为正厢车。在大同，他所造的战车有独轮、双轮两种，在京营则只有双轮一种。这里只简述其京营的车制。

车长15尺余(两股直木长13.5尺，加后舵直木伸出的1.6尺)，最宽处8.6尺，轮径大4.6尺，两轮宽6.6尺，车前有高3.7尺、宽2.8尺的大木屏一面，高2.9尺、宽2尺的小木屏二面，车中有三推竿，最长为8.6尺，最短为6.9尺，车后有舵，其直木长3尺(伸进后横木1.4尺)，横木长2.4尺。车前横木两头各有长5尺的铁锁1条；推竿两端各系索1条，以便挂肩拽车。车前装大枪头5件。造此车要用坚实干定的榆、槐、枣、檀、楠、桦等木，而不能用松、柳杂木充数，使其能经久耐用。一车用兵20人，其中队长1人，车长1人，车副1人，正舵工1人，副舵工1人，推车兵12人，分两班，每班6人同时管放佛郎机，佛郎机子铳手1人，放涌珠炮兵2人。

这种战车“大而不重，轻而不虚，进退纵横不滞，涉险渡水无所往而不宜，缓行日六十里，急行日百里皆可致”。这是在以前战车形制的基础上加以改进的，是比较适用的。

戚继光造战车时得到俞大猷的战车图样，但两种战车形制不同，各有特点：一个是正厢，一个是偏厢。偏厢车，车车相联，形成车城，更利于防守，或者说戚继光考虑立于不败之地的守更多一些，正厢车，前有屏障，更利于前行作战，或者说俞大猷考虑以战代守更多一些。这两种战车可以说是当时诸多战车形制的代表。

3、编制更合理

建车步骑营嘉靖以前也造了不少战车，但对这些战车如何编成，没有完善的办法。有的也说：“行则载衣粮，止则结营阵”，到底结成何种营阵不得而知；有的则以步兵配以战车。嘉靖之后不同了，出现了专业化的战车营。

如，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大同建立了车营7座；四十三年(1564年)，京营建立了战车10营；隆庆三年(1569年)，蓟镇开始建立战车营7座；同年，辽东建立战车1营。专门战车营的出现或完善，是嘉靖后的一大进步。

这种战车营的编制兵员定额一般为3000人左右，所用战车百余辆到200余辆，均配有大量火器。

戚继光的车营有两种：重车营和轻车营。重车营用车128辆。

每车正队和奇队共20人，称1宗；4车为1局，设百总1人；4局为1司，设把总1人；4司为1部，设千总1人；2部为1营，设将官1人、中军1人。另有火箭车4辆，大将军车8辆(一说大将军车4辆，子药什物车4辆)，座车3辆(一说座车1辆，将台车1辆)，鼓车2辆(一说1辆)。全营官兵共3119员名。

轻车营用车216辆，每辆士兵12人，编制类似重车。

京营原有战车10营，其中大战车4营，每营120辆，小战车6营，每营160辆。实行俞大猷车制后，以120辆为1营，兵3000人。营分12司，每司车10辆，每辆士兵20人，共2400人，余600人为骑兵和步兵，直属中军。

但戚继光和俞大猷的车营，都不是仅以战车作战的。戚继光的每一车营则配以一骑兵营，形成车步骑营。俞大猷每一车营则配以一战兵营，也构成了车步骑营。戚继光车营的战车为偏厢车，守则有余，攻则不足，但配以众多火器和能追逐的骑兵后，弥补了攻则不足的弱点，形成了能守能攻的重兵集团。

俞大猷的战车为正厢车，车头面向敌人以利进击，配以众多的步兵防护，使敌人难以冲破营阵，加上车营和战营的骑兵，使防守、进击、追逐均较有力，同样是能攻能守的重兵集团。两位军事家真是异曲同工，把车兵营制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4、火器更先进，战法更完善

明代与以往的战车(包括先秦和唐宋)最大的不同点，莫过于使用火器。无论嘉靖前还是嘉靖后，都是如此，但嘉靖后人们更重视火器的运用。戚继光讲：

战车“全在火器上。火器若废车何能御”；俞大猷则指出：“车必藉火器以败贼，火器必藉车以拒马，二器之用实相须也。”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的战车上装备了更多、更先进的火器。

戚继光的重车营：

每车装备大佛郎机2架，每架配备9个子铳，全营佛郎机256架；鸟铳手配备鸟铳1杆，全营有鸟铳512杆；火箭手每人配火箭60枝，全营共火箭15360枝。一车使用火器的人数已占75~80%。

另外，每营还有大将军车4辆(一说8辆)，火箭车4辆。作战时，火器可以终日打放不停。火器的质量较过去也有较大的提高，以西方传入的鸟铳、佛郎机代替了手铳和碗口铳，以仿西方佛郎机制造的无敌大将军代替了传统的大将军，就是火箭较过去也有改进。这些火器的威力是嘉靖以前难以相比的。与戚继光相比，俞大猷京营战车上的火器是较少的，每车只有大佛郎机1架，涌珠炮2位。

但他原先设计时远不是这样。他打算“每车大佛郎机一座，中佛郎机二座，鸟铳二杆，地连珠二杆，涌珠大炮二位，夹靶快枪十杆”，火器的威力更大，只是后来没有完全按着这个设想办罢了。

即使如此，实际配备的火炮，一车营也有360架位，火力也还是较强的。从以上两位军事家车营配备的火器看，车营实为火器营。

车载运火器，便于机动，车又屏蔽敌人的矢石，保护火器，从而能充分发挥火器的威力。这种车载火器在历史上也是创举，较好地解决了重型火器机动作战与车、步、骑合成协同作战的问题。

在大量使用火器的情况下，戚继光和俞大猷各创立了一套车营的行军、作战、扎营的方法。这又是以前所不能相比的。

这二位军事家用车主要是以车营为屏障，充分发挥火器的威力来进行防御，而不是主动出击，进攻敌人。其不同点是戚继光的火器更强，且有步兵的出车防御作战，而俞大猷除靠火器的防御外，还依靠战车的构造，即车前的木屏和大枪头使敌人难以逾越。两者虽有不同，但敌人都是难以冲破营阵的。另一不同点是，敌人败退后，俞大猷的车营有一个队形变换，向敌人推进的战法，戚继光则无。

总的来讲，嘉靖至万历年间，人们对战车的认识和运用都比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达到了比较完善的程度。

三、战车的作用和意义

嘉靖至万历年间，战车造得很多，装备部队也不少，从京师到边镇，都有。对其作用，清人大体持否定态度。《明史·兵志》中讲：正统以来人们讲用战车的很多，“然未尝一当敌”；隆庆中，戚继光在蓟门奏练兵车七营，“亦未尝以战也”，后来人们造了各种战车，“皆罕得其用。大约边地险阻，不利车战”。《续文献通考》讲得更明确，有明一代颇多习用车战之法，“然亦空言而无裨实用”，完全抹煞了车战的作用。

这些评价不够公允。从理论上来讲，谭纶、俞大猷、戚继光以及后来的熊廷弼、孙承宗、徐光启对战车的作用都作了论述。他们讲都不无道理。特别是俞大猷、戚继光不是空谈的理论家，而是领兵作战的将领，是很讲究实用的。

如果车战之法真的“无裨实用”，他们是绝不会那样奔走呼号，下大力气去建设和训练车营的。车营实为火器营，运用火器，既有战车屏蔽，又可因车而便于火器机动作战，发挥威力。正因为如此，徐光启强调用火器时要建车营来保护。戚继光把车营又称车城，是因为它像城池一样便于防守。

当然也可能被攻破。明人邵芳说得好：“以城为可恃则古有不破之城乎?以城为不可恃，则古有必破之城乎?亦在乎守城之人何如耳。”城池尚且如此，况车营乎!因此，即使车营能被敌人攻破，也不能完全否定车营的作用。从理论上来讲，战车不是“无裨实用”，而是“御敌长策”。

车战也的确有失利的纪录。万历二十年(1592年)，宁夏拜作乱。当明军进抵城下时，其步卒置列火车为营，结果为明军攻破夺火车百余辆。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杜松冒进，孤军抢先渡河，车营尚未渡河就被努尔哈赤歼灭，类似这样的战例还可以举出。但不能说明战车“无裨实用”。因为运用战车失败有其具体情况。如拜主要是由于其作乱，不得人心，而杜松则是没有发挥战车的作用。

总之，不是车战这种作战形式不能抵御骑兵，关键是能否正确运用这种作战形式。俞大猷和戚继光用战车主要是进行防御作战，而不是长途跋涉，进击敌人。

再灵活的战车也不可能追击敌骑兵。但战车也不是不能进攻敌人。俞大猷曾指出，用战车袭击敌人兵力薄弱之处是完全能奏效的。对兵力雄厚的敌人，则须及时用车营转入防御，在防御中求胜。这是运用车战所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战车作战实际是车步骑协同作战，比单纯的步兵或骑兵复杂。它不仅要求上兵熟练地掌握各种技术，还要求他们熟练地掌握协同作战的战术。训练不好，不战则已，战则必败。车步骑营的指挥比单纯的步兵或骑兵也复杂，对将领要求更高。明末再也没有像俞大猷和戚继光那样的精于训练和善于指挥的将领，这是车战没有发挥多大作用的重要原因。

由于将领素质不高，导致战争的失利，不归咎于将领，而归咎于车战这种作战形式，是不正确的。车步骑营作为炮兵、骑兵、步兵诸兵种合成部队的一种形式，是火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代表着一种新的战斗力。它在军事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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