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船借箭的到底是谁？细细数一数，诸葛亮的事迹有多少是真？
导语：多少人对三国历史的认识是从《三国演义》开始？自从罗贯中写的这部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搬上荧幕，连路边玩耍的小孩儿都流行模仿刘备、关羽、张飞来个桃园三结义。而诸葛高算无遗策，智谋百出的神秘形象也引来许多崇拜者。诸葛亮祭七星坛借东风、巧布八阵图、空城计、草船借箭等等。
种种传说把诸葛高塑造得宛如神人一般
一、空城计首先出现关于诸葛亮空城计描述的是《三国志注》，是（南朝宋）裴松之为（晋）陈寿撰写的《三国志》补充的注解。南朝的时候宋文帝认为原版的《三国志》太简略了，看的不爽。于是就令裴松之作注，多多收集其它的史料把《三国志》内容丰富一下。
关于空城计便是首先出现在裴松之注"郭冲三事"之中。说当年魏延率领大军东下，诸葛亮只带着一万人守城。而这个时候司马懿带着二十万大军来袭，兵临城下，万分危险。诸葛亮想着，这时候派人叫魏延带人回来有些来不及，这可怎么办呢？军中的将士也非常担忧，敌人那么多，已方肯定守不住城啊。
然而诸葛亮想出一计，他非常镇定地告诉大家老实在家待着，不要暴露行迹。又让人把前门打开，扫地洒尘做出一副迎接远客的架势。司马懿看见对方有恃无恐的架势心下也怀疑对方的大批兵马尚未出城，不敢攻击，考虑再三后决定退兵，事后被诸葛亮嘲笑也感觉非常悔恨。
之后罗贯中根据这段描述又丰富了一些内容，在城门楼上镇定弹琴的诸葛亮形象十分高大，反衬得司马懿疑神疑鬼胆小如鼠。但正是因为罗贯中的描写反而令人对空城计的真实性生疑，正如网友所说，来都来了，城门楼上诸葛亮那么大一活靶子又全无防护。找个箭术好的射两箭上去，说不定还能解决心头大患，历史从此改写呢。
据史学家研究，真正的历史上并没诸葛亮摆空城计这一回事儿。完全属于罗贯中为写小说的虚构之词。真正的历史上，魏方主帅并非司马懿，而是张郃。当时的司马懿正在数千里外的洛阳，这些在《三国志·蜀·诸葛亮传》及《资治通鉴.卷七十一》中均有记载。
二、草船借箭草船借箭这个故事就更加精彩了，《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把这个故事描写的分外生动有趣，话说这是一个大雾弥漫，一米开外看不见东西的日子，诸葛亮趁着敌人看不清就开了二十条战船到曹军寨前，还敲锣打鼓大喊大叫的挑衅对方，曹操也不知道对面有多少人啊，万一是引他出兵好一网打尽的计谋呢？于是只派弓远攻，一支支的箭射出去，射满了船的一侧后船就掉头，再用另一侧迎接满天的箭矢。最后人员无伤，而二十只战船满载十几万的箭枝回营。补充了自家的军械库，削弱了曹操的战力。
故事是很精彩了，但也忍不住让看客担心，万一曹操营里哪个手欠的，点了一支火箭射过去咋办？不白瞎了二十条战船？大雾的天气看不清，点个火把照亮很正常吧？
诸葛亮之前其实周瑜也借过箭，不过用的是木船，《三国志平话》是元代的一部史话小说，作者不详。书中描述的是周瑜派出船只，引诱曹操放箭，射满了船身更反航，总共借了数百万支箭，比诸葛亮厉害多了。罗贯中大概也是受此启发，这位作者偏爱诸葛亮，为了突出他的足智多谋，便将借箭这一行为安到了他的身上。
真正的史实中，这件事发生在孙权身上。他也并非是有意借箭，而是一场意外的急中生智。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孙权与曹操的军队僵持了一个多月，仍没有彻底分出胜负。为了观察敌情，孙权冒险乘船出来，曹操发现后命手下人射出箭驽，孙权船的一侧被箭驽扎满即将颠覆，他出来时也没想到会被射这么多箭，慌忙之中想出方法，令船只掉头，用另一面迎接箭矢，两侧平衡后赶紧驾船回到营地中。
三、借东风与八阵图这两件事颇有神秘学色彩，说是诸葛亮祭七星坛借来东风，三天三夜的东风助他火烧曹兵。又七设八阵，将东吴的大批军马玩弄于股掌之间。
事实上，依据科学分析，这两件事并没有传说的那么神秘。借冬事件发生在隆冬季节，在当时有"冬至一阳生"的民谚，意思是说冬至那天气候由冷转暖，风向也会因此发生变化，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有东南风。诸葛亮只是善于观察天气总结规律，利用气候规律灭了曹军。
而八阵图，则说的是行兵布阵的阵，古时以步兵为主，加少数骑兵。没有高科技的加持也无迅捷的通讯手段，为了能让大部队发挥出人数的优势，相当注重阵型。行军、作战或宿营时都有相应的阵型，来应对不同的军事指挥需求，诸葛亮的八阵图就是为了提高进攻和防御能力而特别设计的阵型策略。
多数人对三国历史的了解都来自于《三国演义》，这并非是真正的史实资料，而是根据历史主线而改编的小说而已，娱乐为主。现代人跟据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则更添加了许多热点元素，与史实相差更大。
真正值得作为史料参考的是《三国志》，由晋代陈寿编写。详细记载了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在三国志里，诸葛亮并不擅长两军对战，没有那么计谋百出。
结语：
真正历史中的诸葛亮更擅长治国。在他的治理下，没有贪官污吏，人人自觉遵纪守法，路不拾遗，也没有恃强凌弱的事情发生。这是多么美好的国家啊？很难令人相信这是一个正处于战争中的国家，可见诸葛亮是多么牛！
参考文献：《三国志》、《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