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 月30 日，国军第184师少将师长潘朔端率师部直属队和第552团大部在辽宁海城举行了战场起义，这就是国军在东北战场上的第一场战术兵团起义——海城起义。

海城起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首先，海城起义在国军内部撕开了一条口子，为国军部队向我军投诚、起义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当时，蒋委员长刚好来到沈阳督战，听到海城起义的消息后气得发抖，破口大骂：“娘希匹，要走就早些走嘛，偏偏在这个时候拆我的台！”

其次，海城起义鼓舞了我军的斗志，坚定了我军战胜敌人的信心。我军总司令亲笔致电，盛赞国军第184师“见义勇为，振臂一呼，揭和平之义旗，张滇军之荣誉，全国人心无不为之振奋”。

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军开展敌军工作提出了一个很响亮、很能震撼人心的口号“走高树勋、潘朔端的道路”。高树勋于1945年10月下旬率领新8军及河北民军万余人在邯郸前线起义，震惊一时。

海城起义后，国军第184师怎么样了？

在解放战争初期，由于国军不管是兵员数量，还是武器装备上，都远超我军。为了最大限度地拆解敌人的力量，瓦解敌人的斗志，我军对投诚、起义过来的国军部队，几乎都保留了原有建制，只是在番号上进行了变动（不直接使用我军番号）。

潘朔端率领部国军第184师起义后，番号改为“民主同盟军第1军”。其实，国军第184师中参加起义的只有不到半个师的兵力，但我军依然给了他们一个军的建制，这样一来，原来的军官纷纷提拔一个级别，即班长升排长，排长升连长，连长升营长，营长升团长，团长升师长，师长升军长……潘朔端自然当上了民主同盟军第1军军长。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国军第184师第550团团长杨朝纶率领本部人马驻扎在大石桥地区。杨朝纶拒绝执行潘朔端的起义命令，打算负隅顽抗，没想到我军迅速赶至，将第550团全部俘虏。杨朝纶本来是俘虏身份，不应该享受起义待遇，然而潘朔端看在他多年同僚的份上，保举他担任184师副师长。

我们知道，国军和我军虽然都是军队，但有着本质的不同。两支军队在理想信念上有着天壤之别。许多国军官兵参军入伍是为了谋求生存、升官发财等，不一而足；而我军有着坚强的理想信念，是为了谋求劳苦大众的解放。因此，当国军部队起义、投诚后，我军依然要对他们进行深入的思想教育，对他们进行理想信念的改造，让他们转变立场，提高思想觉悟，逐渐走上革命道路。

这种思想教育对一部分国军是有效的。但是，也有一部分国军本身就是怀着“升官发财”“换条路走”的想法，加入我军阵营。很快，他们就失望了，萌生了叛逃出去的想法。

杨朝纶就是这样。杨朝纶在被我军俘虏之前，杜聿明许诺他当第184师师长。他对此念念不忘。他加入我军后，尽管接受了4个月的思想教育，却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思想问题。1946年10月，当国军大举进攻驻扎在通化的我军时，杨朝纶等人认为我军已经失败了，趁我军向北方撤退的时机，策划组织了一场叛逃事件，违反潘朔端的命令，带着原国军第184师的1300余人叛逃出去。

虽然在12天后叛军就被我军歼灭，但杨朝纶的叛逃在东北局和我军各部队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在那以后，我军认真汲取这次叛逃事件的经验和教训，重视和改进对俘虏人员、起义人员的改造教育工作，并制定了一条改造原则：必要的组织调整为思想改造开道。

此后，凡是国军部队起义、投诚过来后，我军都会对他们的军官进行调整。除了少部分清洗和留在原部外，大多数军官会送进军政大学学习，一方面是促进他们通过学习我们的革命理论，促进思想上的转变；另一方面又割掉原有上下级联系。

经过组织调整、思想改造双管齐下，国军起义、投诚过来的部队得到了很好的转化，真正融入到我军，调转枪口冲向原来的阵营。所以，在解放战争中，国军部队越来越少，从400多万打到最后只剩下100多万；我军则越打越多，从100多万发展到300多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