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法律中有这样的规定：“如果一个奴仆有三个主人的话，他就是一个自由的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下属的上级是几个而不是一个的话，这种情况下，表面上看，这几个人都是下属的上级，但实际上这个下属已经变成了一个自由的人。

对此，曾国藩是有切身体会的。我们知道，清代的八旗和绿营是国家的经制兵，而湘军是另一外一个阵营。八旗、绿营都想拉拢湘军将领为己用，尤其是湘军就要打下金陵时。

比如李元度在徽州打了一个大败仗，他感到无脸见江东父老，也不好向曾国藩交差。正在这时，浙江巡抚王有龄给李元度写信说，你到我这里来，我给你加官晋爵。曾国藩于是让李鸿章写奏疏，把李元度革职，永远不能再用。李鸿章因为这件事与曾国藩有不同的意见，暂时离开了曾国藩。

后来王有龄因为李元度沿途中召集了一些人，中间又打了几次小胜仗，就向清政府奏请，不但取消了李元度的革职处分，还要给他官升一级。这使得曾国藩非常愤怒，他不能让李元度从他的湘军阵营中分裂出去，如果任凭这样下去，就会对其他人形成示范效应：其他将领就会意识到，即便在湘军这里打了败仗，也可以在其他地方提拔，而且提拔得更快。

所以曾国藩第二次给朝廷上疏，说不能用李元度。结果李元度被革职，永不叙用。直到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才说，自己一生当中对不起三个人，其中就有李元度。那个时候为了维系湘军内部的统一，不让别人插手，把他的人才从阵营中分裂出去，他连自己平生不忘的人都能下得了手。

禁止另立门户，最显著的例子还是总兵陈由立。同治元年，河南巡抚郑元善两次给曾国藩写信，希望调陈由立进入河南防守，并答应给予优厚待遇。

曾国藩予以拒绝，他对郑元善说：前次严树森想调往河南，鲍超因防卫吃紧留下，随即陈由立因病请假，在离营四十里的地方治病，但后来竟然离开队伍，还将余大胜等几十人带走，我即将上奏严厉制裁他。论他的平日战守，也仅仅是个中才，而此次如此行动，实在出情理之外，你要调他，实在难以允从。

同治元年五月三十日，曾国藩再次给郑元善写信，他说：得知陈由立已经到了你那里，并派他到湖南招募人。我岂能不顾大局，吝惜一将！难以遵从的是，此人从勇丁升到总兵，长久隶属鲍超，待之情谊甚厚。但他不问事情缓急，一听到调到河南令下，立即托病告假养病，并带走三十多人。

又说：当时正攻青阳，不遵奏留之旨，而又阴怀跋扈之心，情理实在难以容忍。如果仅仅不忠诚于安徽，倘能有益于河南，海内一家，何防楚才晋用。但观人者恒在出处进退之际，选将者最忌浮华取巧之流，以夙昔所依附，功名所从出，一旦视若弁髦，则中道相从者又安能保其晚节不渝。且近来用兵连十余省，倘相率效尤，流弊滋多，再三踌躇，于十七日具疏严劾，请撤去其募勇差事。

曾国藩随即向朝廷上奏，严厉参劾陈由立。又给毛鸿宾写信，告诉他陈由立逃奔河南，回湖南招募勇丁，阁下应立即令他停招，并派人押解到我这里。此风一开，各处军纪都会废弛，所关极大，我不能不严厉惩办。

曾国藩还给督办河南团练的毛昶熙写了与郑元善同样内容的信，又将此事处理的结果遍告各位。当他得知陈由立带走的余大胜可能到了左宗棠那里时，立即给左宗棠写信，让他派人押到他这里，使得法令得行。

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疏中提出：“军营上下相与之际，为主帅以不蔽贤、不争功为第一美德，为偏将者以不陵上、不虐民为第一美德。陈由立这样的浮滑之人，轻易背叛安徽，岂能有益于河南？”朝廷当即批准，将陈由立等革职，永不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