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北宋政治的转折点：宋哲宗赵煦登基后的士大夫政治变味了

从君主的角度而言，士大夫政治在北宋晚期经历了什么命运？

其实从宋神宗之后的宋哲宗一朝的政治体制便可发现其中的端倪——皇权开始愈发集中，士大夫与皇帝共天下的格局逐渐开始瓦解。

哲宗赵煦幼年登基，长期在其祖母太皇太后高氏的垂帘监控之下，而高氏的垂帘体制又是建立在以司马光为首的元祐时期士大夫的支持之上，因此赵煦个人的生活及权力的延伸完全置于身边这些权势的成年人之下，太皇太后视自己的权力的珍宝，而宰执大臣则把约束、塑造、教导新皇帝，使其成为自己理想中的人君作为自己的政治追求，即便贵为皇帝，连自己的结发妻子的人选也是垂后者的共同选定。

因此，当一旦当赵煦成年，政治结构从垂帘体制回归到皇帝专政，政治上必然会有强大的反弹效应。这种反弹表现在具体的事务和人事任命中，不再以“对”与“错”，而是所谓的政治上“忠诚”与“不忠诚”，并且，对于青年英主来说，其中也必然夹杂着一定的打击报复成分。

赵煦被长期“监管”的经历说明，北宋晚期的士大夫政治对君主角色、形象提出了新要求。这种要求，所涉并非通常讨论较多的皇帝权力大小问题，而是意识形态层面的皇帝身份属性问题。

在帝制政治中，皇帝身份的公私二重性是与生俱来的，如何抑制皇帝的私人性、强调君主的“圣德无私”，是士大夫群体面临的巨大挑战。

一般而言，臣僚对于君主的制约，主要着眼于行政体制，特别是在政令颁行中消除皇帝的私人性，突出命令的“公"属性：对唐宋文书运行制度的研究已说明，君主在政事上的权限是有较清晰的边界的。

但是，仍未解决的问题是，君主作为个人，在整个王朝政治中是什么属性？自先秦以降，君主便常与“圣人”这一概念联系在一起。秦始皇自命圣王，强调自己法度、功德的成就：汉代天子虽少以圣人自居，但臣下的“圣人”论则很多，标准是王者行礼乐教化，施德泽于民，以及天生状貌形体的特异。

总而言之，在秦汉时代的政治观念中，皇帝已经被“圣人化”了，这既有助于君主的合法性，也是对君主的一种期待与压力，但是，究竟如何实现以圣人治天下，素汉时代并没有特别具体而有效的制度途径，而主要依托于源自阴阳五行的圣人受天命之说，只有到了北宋中期张载、王安石、二程等人对于“性”学的探时，最终明确得出了圣人可由学而至，基至必须由学而至的结论心。

这种学为圣人之说，绝非对君主神圣性的一种破坏，而是为政治实践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基础。如在程顺那里，“学”即“穷理，而因为“凡一物上有一理”，故穷理的方式就是多种多样的，“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务而处其当，皆穷理也”。

这种认识论，既“在更高、更普遍的理性立场上理解道德法则”，同时又有可操作性。

这就赋予了北宋中期的“致君尧舜”新的内涵：通过君臣共同的努力，现实中的皇帝就可以成为圣君。元祐年间的士大夫极关心赵煦的学问，不但着意经筵，更对其阅读、观画、习字、居处，举止、婚姻等方面进行训诚，诸方面都被上升到政治、道德、秩序的高度。

在这种安排下，君主不但在行政体制中，而且在学业、日常居处、婚姻等生活的各方面都凸显“君德”，呈现皇帝的“公”属性。元祐士大夫对赵煦日常生活的拔高，即是根除皇帝身份公私二重性的一种手段。因此，北宋晚期的“致君尧舜”，本质上强调君主作为一个政治、道德、秩序符号的非人格化。

其次，赵煦从元祐到绍符的变化，说明了宋代“士大夫政治”内在的困境。程颐提出：“皇帝在官中语言、动作、衣服、饮食，皆当使经筵官知之。”又说：“君德成就责经筵。”宣称拥有全方位规训君主、介入君主生活的权力与责任。

但是，程颐们短暂的成功，完全是因为赵煦的年幼及高氏垂帘、代行君权。即在皇帝之上，又有垂帘的女主配合士大夫的行动：士大夫政治落实于君主身上，依赖于女主垂帘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体制；而帝制政治的正常结构，从未真正赋予士大夫规训君主的权力与权威。

因此，一旦恢复到正常的皇帝体制，皇帝个人在建立自己的权威、权力结构的过程中，完全可以重新选择自己的角色、形象。理论上，“圣人化”“非人格化”对于赵煦的“权威”是有利的，但这对于个人是一种极大的约束。

更现实的是，赵煦亲政后，迫切要求把握“权力”，故而抛弃了元祐臣僚，无论内臣还是朝士都倾向于选择与自己有渊源的旧臣。

而随着臣僚的变动，元祐时期建立的一套与圣学、婚姻相关的系统也就随之崩解，赵煦的“生活空间”也就不断拓展，他或暗或明地抵制士大夫对他生活的安排，展现了毫无掩饰的欲望、感情与痛苦，极力避免自身被化约为一个政治符号。

回顾北宋这段历史，先是仁宗年幼、刘后垂帘时期，所谓的“新型士大夫群体”尚未登场，接下来的英宗、神宗又是长君即位，已经没有机会接受士大夫的彻底塑造，故赵煦是北宋士大夫唯一从根本上“致君尧舜”、培养“圣学”的机会。

因此，从这一点就不难解释为何当张居正一死，万历皇帝就迫不及待地要破土鞭尸，只不过明代的政治土壤变了，万历可以做得过火一些。而哲宗的北宋有自己的祖宗之法，他只能通过人臣的沉浮升降来表达自己的意志。

但从另一个角度再看一些大臣的所作所为，可以得到明确的一条真理：人臣规谏要有分寸，领导的私事少染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