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不仅会砸缸，而且固执己见，还被称大宋头铁“第一人”
但是司马光最为人称道的不是他的政绩而是他的德行，终其一生，宁折不弯，从一而终，不愧是是大宋头铁“第一人”。
司马光出生于诗书之家，自称为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的后代，其父转任地方，幼年的司马光随父司马池赴任游历各地，年纪轻轻就有远超同龄人的见识，七岁时就能背诵《左氏春秋》，晓其大意。
司马光童年的高光时刻无疑是破瓮救友，面对掉入大瓮的朋友司马光当机立断破瓮救人，这一举动充分显示了司马光独立思考沉着冷静的特质，并以此扬名，成为了大家口中“别人家的孩子”。司马光童年时期便展现出了不同常人的特质，他学习刻苦，以《左氏春秋》启蒙，通晓大义。
并对事物有着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的能力，关键时刻不盲从，遇事有自己的判断，从小就开始构建属于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
司马光二十岁登科入仕，步入官场，开始接触政务，分析天下大势，此时宋、辽、西夏三国鼎立，北宋在对西夏的战事中接连失利，宋仁宗决议加强军备，要求在两浙地区培养弓手，以备不时之需。
此时的司马光为母守孝，辞官在家，但心系天下，他同父亲司马池都认为在两浙练兵与战事无益，于是便代父草拟《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上书仁宗。这成为了司马光上书直谏的开端，之所以说司马光头铁，就是因为他经常置个人荣辱与事外，明知会触怒龙颜依旧直抒己见，晓以利害。
司马光的耿直与才干虽然没有引起宋仁宗的注意，却吸引了父亲好友枢密使庞籍的注意，因为此前司马光的建言，庞籍认为他才堪大用，于是向宋仁宗举荐他担任馆阁校勘，但宋仁宗没有同意。
不久庞籍被外放郓州，他又举荐司马光为郓州典学，于是两人同往郓州。后来庞籍担任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司马光也随之前往并州出任并州通判。这期间，司马光见仁宗无后，深谙国有长君,社稷之福的他第一次展现了自己的手速，连上三道《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宋仁宗均置之不理，没有回复。司马光见状又委托好友在朝会奏事时代为转达，但宋仁宗仍没有理会，司马光见状，也只能作罢。
在地方任上，司马光目睹了边境地区连年战乱，百姓苦不堪言，认为不如直接断绝同西夏的贸易往来，修筑堡垒巩固边防。
庞籍采纳了他的建议，并着手落实，但因为庞籍麾下将领冒进导致计划失败，战事失利，庞籍也因此获罪。司马光认为此事是自己导致的，庞籍是为了保护羽翼一力承当罪责，便又连上三道奏章，向宋仁宗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主动请罪，认为庞籍是“发于忠赤，不顾身谋”，并将罪责归结为“过听臣言，以至于此”，庞籍听说了此事也上书表示罪在自身，与司马光无关，最后司马光没有获罪。
司马光不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敢于秉笔直书，向皇帝表明自己的看法，在意见没有得到回复时，甚至会一连上多道奏章，反复申明自己的观点。
在工作中出现失误时，能主动检讨自己的行为，并承担责任，冒着获罪的风险也要言明事实真相。一件事要强调几次的司马光终于得到了宋仁宗的重视，他有意提拔司马光，此后司马光平步青云，官至御史中丞，成为了国家最高监察机关的负责人。
在谏官任上，司马光畅所欲言，不顾同僚、上级颜面，据理力争，力求官场清明，但是他的建议经常以为触及利益集团而不得用，心灰意冷的他自请罢黜，决意离任著书。虽然在皇帝的极力挽留之下，司马光没有离开朝堂，但他很快就陷入了新旧党争的泥潭，神宗继位后启用了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推行新政，王安石虽然是司马光的好友，但是二人政见不同，两人常常在朝堂上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神宗了解司马光的为人，希望他可以出任枢密副使，辅佐自己，但司马光又连上五道奏章辞官不受，要求离开中央，前往地方。
神宗死后，保守派卷土重来，在皇太后的支持下司马光成为了保守派的领袖，他不加选择地废除了王安石新政时期的种种政策，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司马光与王安石早年便是知心好友，与一般人认知不同的是，他们虽然政见不同，却是君子之交，彼此敬重。
司马光一生经常以“才不堪用”、“实非所长”，推辞朝廷的恩典，相传直到司马光位极人臣时，跟随他多年的仆人依旧称呼他为秀才。
司马光死后，朝廷给了他“文正”的谥号，文曰经纬天地，正曰内外宾服。这是他生前认为的“极美之谥”，不应该轻易授予，也许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司马光一生固执己见，虽然没有像王安石一样落下个“拗相公”的外号，却也不遑多让。
宋初有赵普复奏如初，仁宗有司马光三奏其事，究其原因是司马光坚守正道，对是非善恶有着自己的评价标准，虽然所言所奏之事不一定被采纳，甚至存在错误的可能，但是他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天下百姓，所以他可以在短时间内密集上书，陈述自己的观点。
司马光一生为官清廉，终日粗茶淡饭，皇帝赏赐也原封不动地归还，克己奉公，是当时的道德典范，一度被奉为儒家三圣，与孔孟并列，也是后人对他的一种肯定。苏轼曾说司马光“诚心自然，天下信之”，也许司马光为官政绩并不突出，但是他为人为国的一颗赤子之心值得天下人争相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