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背诵的朝代歌里，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在很多人印象里，这两个时期泾渭分明。然而，关于春秋和战国的划分界限，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论。通常而言，以公元前475年作为分界线，但如果得知越王勾践灭亡吴国发生在公元前473年，不禁会让人惊诧：难道春秋五霸时期的吴越争霸，竟发生在战国时期？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细细探究，究竟该如何划分春秋和战国？ 公元前475年为何成为划分春秋和战国的权威分界线？ 即便将吴越争霸的时间推至战国时期，也难以否认这一说法的合理性。权威的提出，往往源于一位或几位权威人物的倡导，并得到众多专家的认同。

将公元前475年定为春秋战国分界线，最早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六国年表序》。这位史学泰斗写道：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他以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作为划分的起点，这在当时显得颇为正统。无论春秋还是战国，都是东周时期的延续，而周天子天下共主地位的确立，自然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依据。 得益于司马迁的权威背书，以及史学界的广泛认可，公元前475年这一分界点便如此安稳地确立了下来。 当然，尽管周天子在东周时期仍然保留着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地位，其权力早已式微，否则又何必细分春秋和战国？ 春秋和战国本身，就是周天子权威衰落的产物。周天子统治力量的减弱，引发了春秋时期的争霸，也催生了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就连当今之人对东周天下共主的印象都模糊不清，更遑论那些春秋时期的霸主，谁还会真正关心周天子的生死存亡？

因此，司马迁以周天子即位年限作为时代划分，尽管在后世引发了争议，也算在情理之中。 为何会有公元前481年、468年作为春秋战国分界线的说法？ 吕思勉在《先秦史》中，钱穆在《国史大纲》中，都提出了以公元前481年作为分界线的观点。 两位史学大师不可能毫无理由地采用这种划分方式。

追溯历史源头，春秋一词最早出现在《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中，那是鲁国史官对历史事件的记录。在古代社会，历法通常先有春秋，后分冬夏，毕竟那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生活时代，记录春秋要比记录冬夏更为重要。因此，鲁国的这段国史就被称为春秋。 《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记录了从鲁隐公到鲁哀公十四年的历史，而鲁哀公十四年正是公元前481年。以此为依据，将春秋时代的终结点设定在公元前481年，再与战国时期出现的《战国策》对应起来，显得颇为合理。 不过，春秋除了《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还有为它们进行注解的史书——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左传》。与前两部合称春秋三传，共同构成了春秋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后世的影响力上，《左传》由于其注重史事的叙述，相较于《春秋》而言，更具独立性，也因此拥有了更广泛的影响力。它的记载跨越了《春秋》13年的历史，一直延续到鲁哀公二十七年，也就是公元前468年。

公元前468年，不仅是《左传》的终结之年，也是鲁哀公去世之年，更巧合的是，它还是周定贞王元年。这个时间节点，恰到好处，浑然天成！ 吴越争霸究竟发生在春秋时期，还是战国时期？ 在前面两段论述中，分别以公元前481年、公元前475年、公元前468年作为春秋战国的分界线。但正如本文开篇所言，一旦我们得知越国灭吴发生在公元前473年，那么上述几种划分方式都将吴越争霸置于战国时期。 尽管公元前468年可以将吴越争霸归入春秋末期，但勾践仅仅霸权了五年，这似乎对这位霸主不够尊重，难道越国大部分的霸主地位都在战国时期？

为何我在前文提到，即使将吴越争霸放到战国时期，也难以撼动公元前475年的划分方法？ 除了权威因素之外，还与对春秋五霸的理解息息相关。《史记索隐》中记载的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宋襄公构成了最具影响力的春秋五霸。 根据《史记》体系的史学架构，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并未被纳入其中，自然也就不会计较他们是否属于春秋时期或战国时期。 事实上，许多史学家依据这种划分，甚至否定了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作为春秋五霸的地位。他们认为，勾践灭吴本身就带有兼并的性质，属于战国时期的行为，以此反证《史记索隐》中五霸版本的合理性。

对春秋五霸的理解不同，自然会衍生出不同的版本。将吴越置于春秋五霸之中的版本，出现在《荀子·王霸》中，荀子认为春秋五霸应该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 《史记索隐》中的五霸版本真的可靠吗？你了解宋襄公和秦穆公吗？ 尽管《史记索隐》中的五霸版本已经深入人心，但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我们越来越倾向于荀子的版本。 在所有的春秋五霸版本中，齐桓公和晋文公毫无争议，而主流版本中，楚庄王也没有争议，有争议的则是秦穆公、宋襄公，以及吴王阖闾、越王勾践。

其中争议最大的是宋襄公，宋国本就实力弱小，对外军事更是乏善可陈。宋襄公在齐桓公死后，妄图称霸，结果在会盟时被楚国俘虏，后来在鲁国的调停下才得以释放，又在泓水之战中兵败。宋襄公的争霸行为，无非是不自量力。 很多人认为应当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考量宋襄公的仁义之举，正是因为仁义，才被尊称为霸主。然而，这恐怕有些牵强。《左传》中就记录了子鱼对宋襄公的严厉批评，可见，即使在春秋时期，宋襄公的行为也颇具戏谑意味。 既然宋襄公能够被评为霸主，秦穆公向西方拓展，并被周襄王任命为西方诸侯之伯，自然也能成为霸主。由此可见，《史记索隐》评定霸主带有明显的复古式狭义色彩，尊王攘夷之类的政治口号，很可能也会被当作重要的参考因素。 实际上，秦穆公在晋文公去世后，曾试图东进，结果两次被晋军击败，全军覆没，此后再也不敢东进。这样的秦穆公，也敢称霸主吗？

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是否有资格被评为春秋五霸？ 我更认为，春秋五霸并非代表某个人，而是代表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取得了霸主的地位，而且这种地位具有时效性，是相互取代的关系。 齐桓公无疑是第一个称霸者，但齐桓公晚年已是昏庸无道，使得齐国逐渐衰落。 公元前636年，楚庄王即位，任用孙叔敖为令尹，发展经济，充实国力，楚国崛起并与晋国进行了长时间的争霸战争。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在邲之战中击败了晋国，后来试图问鼎中原，最终实现了称霸。

公元前515年，吴王阖闾即位，任用伍子胥为相，孙武为将军，使得国力日益强盛。公元前506年，他攻占了楚国都城郢都，取得了霸主地位。 正当阖闾走上人生巅峰的时候，却在与越国的战争中阴沟里翻船，身负重伤而死，此后夫差击败越国，俘虏了勾践。 然而，勾践通过卧薪尝胆的策略，赢得了夫差的信任，被放回国，在夫差北上争霸期间，公元前473年，勾践率军袭击吴国，攻破了姑苏城，夫差兵败自杀。随后勾践乘势北进，与当时的诸侯在徐州会盟，成为了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位霸主。 从时间节点来看，荀子的版本颇具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架势。

如果以赵魏韩三家分晋作为春秋战国的分界线，或许最为合理。 吴越是否属于春秋五霸之一，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争议。但只要存在争议，稳妥起见，就应该将吴越的争霸行为置于春秋时期。 对于这种争议，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给出了很好的解决办法。司马光认为，战国的开端应该从公元前403年开始，因为在这一年，周王室正式承认了赵、魏、韩三家分晋的事实。 将公元前403年作为分界点，越国的霸业已经衰落，赵魏韩三国的地位已经奠定，田氏也已经实际掌控了齐国的政权，这标志着战国时期的到来，也奠定了战国七雄的雏形。 更为重要的是，在公元前400年前后，魏文侯发动变法，使得魏国迅速崛起，成为了战国时期第一个崛起的强国。 春秋和战国的区别，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社会形态的变革上。春秋末期，铁犁牛耕已经开始逐渐普及，生产力的提高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发展，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土地政策逐渐瓦解。而战国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废井田，开阡陌，土地私有制得以确立，迅速提高的生产力有效支撑起了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比如在军制上，春秋时期各国普遍采取征发制，只有在打仗的时候才能征集部队，而战国时期则采用义务征兵制，只要是适龄男子，都有参军的义务。 当然，此种说法也存在一定的争议，毕竟公元前403年，赵魏韩的政治地位早就已经形成，周天子形式上的追加承认，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一些史学家认为应该从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的时候开始，也不是没有道理，毕竟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持续数十年的过程。 总而言之，春秋到战国，是一个过渡模糊的时期，但二者之间又有着明显的差异，因此，如果以单一事件作为分界线，可能难以彻底划分，而往往是根据某一事件节点进行人为划分，最佳选择便是以三家分晋作为划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