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之地，自古便是富饶的天府之国，不仅是经济重心，更因其地缘优势，横亘长江上游，顺江而下可达荆楚，北出汉中直抵关中，其战略地位显而易见。追忆往昔，蒙古铁骑秉持欲灭南宋，先夺巴蜀之战略，与南宋之间，长达五十年光阴，苦战难竟。甚至蒙古大汗蒙哥，也终究客死钓鱼城。由此可见，巴蜀对于长江下游政权而言，其价值之重，实难言喻。南北对峙之际，若欲构建完善的长江防线，夺取巴蜀乃是必由之路，否则，局势将举步维艰。即便以国力孱弱著称的东晋，亦坚守得人者中原可定，失人则社稷可忧之理念，逆流而上，一举夺取了成汉之地。然而，纵使在夷陵之战中获胜的东吴，却始终未能从蜀汉手中夺取巴蜀，实在令人唏嘘。他们宣称的三国鼎立，相互制衡，可东晋北方真的毫无战事吗？

首先，蜀汉与成汉，实不可同日而语。夷陵之战前，蜀汉势头正盛，东吴的胜算渺茫。然夷陵之战后，蜀汉元气大伤，刘备狼狈逃至白帝城，东吴内部却涌现出不少乘势而上的声音，如潘璋、徐盛等前线将领纷纷上书孙权，请求再战。然而，孙权在陆逊等人的劝诫下，选择了见好就收。单从陆逊与潘璋之间的军阶对比来看，便能窥见东吴当时难以夺取巴蜀的窘境。刘备亲镇白帝城，收拢溃兵，同时派遣赵云等将领率军前来增援，凭借永安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稳固防线。举例而言，即使在曹魏灭蜀之际，东吴仍打着救援蜀汉的旗号，派遣数万大军攻打永安，而当时的永安驻军兵力不足万人，却凭借险要的地势，抵挡住了东吴的进攻，足以说明蜀汉从未放弃对东部防线的经营。再者，蜀汉君臣上下，总体来说团结一致，纵使刘禅略显庸碌，却并非残暴之徒，对臣民仁善，且乐于放权，麾下有忠义有为的文臣武将。

相比之下，成汉则显得黯淡无光。西晋末年，氐族首领李特趁势而起，率领军队南下汉中，其子李雄则以汉中为基地，夺取巴蜀，建立了大成政权。初建国之时，大成也曾维持了一段短暂的祥和，与战火纷飞的中原相比，或许略胜一筹。史载李雄滥封爵位，吏无禄秩，取给于民，军无部队，号令不肃，反映出成汉制度建设的诸多不足。李雄的骤然离世，成汉的短暂繁荣便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内乱。短短十三年间，李班到李势，换了四任君主，内斗不断，乱七八糟。朝更换，不要说偏安一隅的成汉，换了任何一个大一统王朝都难以承受。更可叹的是，成汉换来的尽是些无能之辈，或贪污敛财，或沉迷于夺取大臣妻妾，国力日渐衰落，民心思变。桓温攻打成汉期间，可谓是进展顺利，几乎呈现出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景象。

其次，虽然北方的局势看似相似，实则截然不同。曹操在官渡之战后，一边清除袁绍残余势力，一边奋力打击乌桓，白狼山一战，俘虏了乌桓二十余万人，使其不再具有威胁。赤壁之战后，曹操适时调整进攻方向，亲率曹军主力攻略关中、西凉，在夷陵之战前消除了西北地区的动荡。紧接着，他迫使南匈奴单于呼厨泉来降，以强硬的手腕将南匈奴分割为五部，基本消除了北方安全隐患。面对如此强大的曹魏，东吴和蜀汉只能携手抗曹。在夷陵之战爆发前，孙权为了避免两面受敌，便提前向曹丕上表称臣。曹丕欣然接受了孙权的投诚，并亲自写信鼓励孙权全力迎战。然而，孙权却意外地赢得了节节胜利，错失了最佳时机。即使没有成为渔翁，也不怕养虎为患，眼见孙权日益强大，曹丕便迅速派兵教训了他一番。作为大哥的曹魏，其他方向相对稳定，完全有能力阻止东吴鲸吞蜀汉。

桓温伐蜀发生在公元347年，当时东晋北方的最大敌人是后赵。然而后赵的外部环境却远不如曹魏稳定，除南方有个热衷于北伐的东晋外，北边还有拓跋鲜卑和匈奴铁弗部，东北有慕容鲜卑，西北有前凉，西南还有仇池和成汉。除去仇池和成汉之外，其他势力都不容小觑，都希望后赵覆灭。前一年，后赵为消除前凉对关中的威胁，先后两次进攻前凉，均惨遭失败。紧接着，前凉主动进攻后赵，后赵再次战败。前五年，后赵20万大军攻打慕容鲜卑，大败而归，慕容鲜卑趁势吞并宇文鲜卑和夫余等势力，成为辽西地区的主宰。又在翌年，后赵内乱，负责镇守关中的石苞（石虎之子）被乱军击杀，石虎最终凭借羌、氐等势力方才平定关中，后赵因此暴露了其纸老虎的真面目，同年，慕容鲜卑攻打后赵，夺取了冀州之地。这足以说明后赵的困境，内忧外患，哪里有时间和精力去管东晋攻打成汉的事情。

其次，双方内部的形势也大相径庭。俗话说守江必守淮，长江虽是天堑，却因其绵延万里，渡口众多，任何一点被突破，整个防线便岌岌可危。只有将淮河防线与长江防线结合经营，才能构建稳固的长江防线，正如刘备夺取汉中，进退皆宜。东吴深知此理，却连合肥都无法攻下，更遑论淮河防线，防线始终维持在沿江一线。东吴为何未能攻下江淮？因为曹魏同样明白这个道理，从曹操攻取徐州开始，曹魏就高度重视对江淮地区的经营，派遣到江淮地区的大将，如满宠、张辽、文聘和臧霸等，个个都是猛将。想当年，张辽仅率领八百余人，便在逍遥津击败了孙权十万大军，让孙权获得了孙十万的负面称号。

而东晋则不同，东晋是从北向南撤退，撤退过程中并未放弃江淮地区，为了将江淮地区作为东晋与华北之间的缓冲地带，在江淮设置了大量的侨州、侨郡，专门安置从北方各州郡南逃的士族平民。这些人为了自保，以宗族势力为核心，形成了许多坞堡，他们一心想夺回故土，战斗意志十分旺盛，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他们都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公元317年，流民帅祖逖率领江淮流民兵北伐，一度收复了大量黄河以南土地，与后赵隔黄河相望。公元383年，前秦八十万大军向东晋扑面而来，值此生死存亡之际，谢玄等人以流民兵为核心，建立了一支所向披靡的北府军，最终以少胜多，赢得了光耀史册的淝水之战。此外，五代时期首任帝主柴荣，在与孱弱的南唐争夺江淮地区时，也苦哈哈地打了三年，方才挺近长江一线。如果东吴能拥有这三年缓冲时间，或许也能攻灭蜀汉。

最后，资源的匮乏也决定了胜负。东吴在夷陵之战后占据了扬州、交州和荆州大部，从面积上看，占据了相当大的区域，从经济上看，如果放到今天，几乎占据了几个经济重地。然而那个时候的江南地区和现在肯定是不一样的。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重心长期在关中和关东地区，江南地区直到宋朝时期才逐渐成为经济重心，在此之前，江南地区虽在快速发展，但仍需时间。任何地方的发展都需要人才，东汉末年，北方诸侯混战不休，相对稳定的江南因此吸引了许多北方流民，这些人为江南带来了更加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动了山越人的生产积极性和生产能力，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开发。据相关史料所载，晋灭吴之时，东吴的户籍人口有240万左右，考虑到士族所掌握的荫户，其真实人口数量肯定在这个之上。

西晋自爆发八王之乱后，中原陷入动荡，大量中原百姓逃到江南避难，其中规模较大的迁徙就有六次之多，据不完全统计，南迁总人数在百万以上，这进一步充实了江南地区的人口，尤其是三吴地区，他们和原住民一起兴修水利工程，推广牛耕，有效提升了江南地区的开发程度。据相关史料所载，东晋初期的人口数量达到了540万。将荫户的影响考虑在内，东晋辖区内的士族除了原本的江东士族之外，还有大量的侨姓士族，其荫户数量远超东吴。因此，在东晋攻取成汉之前的人口数量至少是东吴的两倍以上，这意味着东晋的战争动员能力和战争潜力起码在纸面上比东吴要大不少。某种程度上，东吴为东晋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果将东吴和东晋对调一下，或许东吴也能组织更多的兵力，一面防守曹魏，一面进攻蜀汉。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总归是时势造英雄。江东孙氏能够与三国鼎立的两位枭雄分庭抗礼，自然不是庸才。然而无论是从哪个方面来看，东晋的条件都优于东吴，东晋能够灭亡成汉，东吴虽也念念不忘，却受限于各种条件，终究未能实现，并非东吴不够努力，也非东晋过于强大，而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换言之，如果司马氏的德行放在东汉末年，绝对无法达到东吴的高度，即使是狡猾如狐的司马懿，也不见得能如此成就。 霸略谁堪敌伯符，每开史册想规模的孙策、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孙权，他们兄弟二人，在历史长河中自有其独特的地位。 参考文献：《晋书》《三国志》《魏晋南北朝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