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那会儿，盛宣怀可是富得流油的人物。他病逝那年，留下了数不清的家产，最让人揪心的，是那个才五岁的嫡孙盛毓邮。小小年纪，就继承了二百万两白银和一整片家业。可惜啊，钱太多，孩子太小，所有财产只能交给父亲代为掌管。 盛家后代大多是享乐惯了的公子哥，盛毓邮却偏偏不一样。这得归功于他母亲。那位夫人是真正有本事的女子，年轻时给慈禧太后当过翻译官，肚子里装满了学问。她从小盯着儿子念书，一点不敢松劲。盛毓邮也算争气，大学毕业后又去英国读商业管理，学成归来，一心想着把家业打理好。 家里人见他学业有成，便开始张罗婚事。挑来选去，看中了任家的女儿任芷芳。任家也是名门望族，祖上几代人在朝做官，规矩极严。任芷芳没进过学堂，家里专门请先生上门授课。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一样样都学了个透。再加上她天生丽质，个子高挑，穿衣讲究，整个上海滩都称她为第一名媛。 不过，这名媛有个出名的毛病——洁癖。床单每天换，理发得用自己的工具，外人听了都觉得难伺候。她也因此格外挑剔，提亲的人踏破门槛，竟没有一个能让她点头。 那天，盛家的媒人登门了。带来一张盛毓邮的照片，说是刚从英国回来，二十九岁，一心想立业，还没娶亲。任母接过照片一看，浓眉大眼，气宇轩昂，当场心里就有了几分欢喜。她转身进屋，把照片递到女儿面前，语气是难掩的兴奋：你看看，这小伙子，留过洋，相貌也好，跟你正般配。就这么定了吧？任芷芳盯着照片看了好一会儿，脸上泛起红晕，轻轻点了点头。

双方父母想着让年轻人见一面，便约在电影院。这一去，两家来了一大群人，场面热闹得很。可电影院里光线昏暗，人又多，任芷芳压根没看清盛毓邮长什么样。她心里憋着气，回到家，却见屋里堆满了礼物，那个照片上的男人正坐在堂上，和自己父母谈笑风生。一瞬间，怒意全消，低头进了屋。两个人连话都没说上一句，却都认定了彼此。 1940年，盛家包下上海百乐门，大摆三天流水席。那场婚礼奢华气派，轰动整个上海滩。婚后两人感情极好，任芷芳贤惠，和婆家相处也融洽。 可惜好景不长。盛毓邮的父亲是个彻头彻尾的败家子，赌钱、喝酒、寻花问柳，没有一样落下。家产被他一点点败光，最后索性找儿子伸手要钱。盛毓邮又气又急，却拿自己父亲毫无办法。任芷芳反倒看得开，安慰丈夫：你也别气坏了身子，想开些吧。 后来解放了，夫妻俩一合计：索性把剩下的家产捐给国家。这一捐，父亲就没什么可惦记的了。两人从别墅搬进弄堂，过上了普通人的日子。 盛毓邮没有手艺傍身，心一横，决定出国闯一闯。任芷芳把心爱的旗袍收进箱底，换上粗布衣裳，一个人带着孩子留在上海。没有佣人，她照样把家收拾得一尘不染，日子虽苦，却不失体面。

盛毓邮在外面跑了一圈，回来和妻子商量：日本那边没有卖中式早餐的，华人却多得很。要不，我们去日本摆个摊？任芷芳听了，当即点头。一九六〇年，全家到了日本，在路边支起一个早餐摊。 夫妻俩主营炸油条。任芷芳从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名媛，变成了站在路边揉面的女人。但她那洁癖没丢，每天把摊子擦得干干净净，连油星子都看不见。来往的客人看在眼里，吃得放心，生意自然红火。 攒下些本钱后，两人开了家新亚饭店，专做地道的上海菜。任芷芳凭着记忆，一道道菜自己试，自己炒。后来盛毓邮明白，搞餐饮得有真厨子，便专门回上海，请来沪菜名厨到日本掌勺。谁也没想到，这间小饭店，竟一步步做成了七层楼的新亚大酒店。 二零一零年，九十三岁的任芷芳接受了上海电视台的采访。镜头前，她依旧衣着整洁，谈吐从容，眉眼间还留着当年的风华。 回望她这一生，从蜜罐里长大，又跌落到尘土中，再到白手起家，重回富足。可无论处在哪一步，她从不怨天尤人，也从不丢了那份庄重。盛毓邮呢，因为母亲当年的教导，成了盛家后代里少有的能吃苦、能翻身的人。而他那败光家产的父亲，后来竟饿死在自家祠堂里，令人唏嘘。

林则徐说过：子孙若比我强，留钱何用？子孙若不如我，留钱又有何用？钱财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真正能跟着人一辈子的，是才学、心气，还有那个肯陪你熬过所有难关的人。盛毓邮有福气，遇到了任芷芳；任芷芳也有福气，遇到了懂得珍惜她的人。这一生，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