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飞逝，岁月无痕。陈匡时老师离开我们就快一周年了，他像天上的一朵祥云从我的生命中轻轻飘过，唯有那标志式和蔼可亲的淡淡微笑永远定格在我心中。这期间往事一幕幕不断在脑海中浮现，我总想写点什么来纪念他，但思绪难以平静，竟不知如何下笔。

陈匡时与妻子祝启秀， 1993年在宿舍门前合影（李细珠供图）

回想38年前的暑假，那是大三到大四的时候，到了该考虑将来出路的人生又一个十字路口，我决定报考研究生。不知何故，当时有报考近代中外关系史专业的念头。那时资讯很不发达，我意外地买到了一套刘培华先生的《近代中外关系史》（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另外在图书馆看到一套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上下两卷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其中上卷第一、二分册由陈匡时老师编辑。于是我想当然地给北大历史系（其实我并不能确定他是否历史系教师）刘培华先生和复旦历史系的陈匡时老师写信，表达希望报考研究生的意愿。后来首先收到陈匡时老师的回信，他表示欢迎报考，并给予鼓励，使我颇感温暖，便决定报考复旦。刘培华先生的回信好像是到次年考试完了之后才辗转到我手中，大概是说他已不招研究生了。刘先生也是古道热肠，令人敬佩，但我注定与北大没有缘分。

那年研究生考试是春节后元宵节前，寒冬腊月，雨雪纷飞，长沙的天气格外冷，备考颇为艰难，所幸考试还算顺利，结果甚是圆满。1989年5月3日，我第一次走出湖南，坐火车沿浙赣线历经27个小时到上海，也许心情不错，一到江南地界，感觉春和景明，四望没有高山障目，河流平淌在葱郁的原野，恬美别致，原来湖南非江南。5月5日上午到复旦文科楼九楼历史系参加面试，第一次见到陈匡时老师，印象最深的是他一开口就自然流露出来的亲切笑容。可能见我有点紧张，当我说来自湖南师大时，他便接着说林增平先生我们很熟悉，一下便使我吃了定心丸似的稳定了情绪。本来我内心一直有点自卑，从师大到复旦不免有“高攀”的意味，但陈老师似乎不以为意，一句话就帮我卸下了这个心理包袱。人常道经师易得，人师难求。陈老师不就是难得的人师吗？！我非常庆幸或许最初只是偶然的选择，但上天却特别眷顾而赐予了这个缘分。当时近代史教研室招生的导师有4位，除陈匡时老师以外，另有陈绛、沈渭滨、杨立强三位老师。那年招生名额4个，好像来面试的也是4人。我知道有两位复旦本校的考生（一位推免，一位参加统考）都因故没有录取，另一位外校的自己选择保留学籍延期入学，实际上当时参加面试的4人只录取了我；入学之后得知陈绛老师招了仇华飞，他是从北大国关专业调剂过来的。沈渭滨、杨立强两位老师第二年分别招了李立华、黄士芳。

当年9月，我正式入学了，见了陈老师一面，因为很快就要下基层锻炼，所以也就没法进入正常的学习。按照有关部门规定，全国文科（外语专业除外）应届毕业生考取研究生者，要到基层参加社会实践锻炼一年。此类人员复旦全校有48人，其中历史系6人。学校对此事很重视，庄锡昌副校长亲自把我们送到宝山区政府（由宝山县与吴淞区合并而成的新区，是我们的主要锻炼基地，另有少数人到崇明县）。我们历史系6人被分派到宝山区检察院。这一年，我们拿学校每月75元助学金在宝检工作，不算学制，也不算工龄，我的履历中永远留着一个无法言说的缺环。

1990年9月，我正式进入专业学习。陈老师是一个老派学者，对研究生看似放任，其实是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做法，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重在言传身教。在为学做人方面，我感触最深的有三点：一是从原始资料入手的研究方法。陈老师对近代史资料的熟悉，在学界有口皆碑。他在复旦历史系的一门重头课，就是《中国近代史史料学》。这是进入中国近代史学习与研究必备的入门基础课。他指定我读《筹办夷务始末》与《光绪朝东华录》，特别说明《光绪朝东华录》编纂在光绪朝实录之前，编纂者从宫中抄录了大量谕旨奏折，比实录保存了更多原始资料。现在我理解，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加上《光绪朝东华录》，正好贯通道咸同光四朝，是晚清时期最核心的基础资料。如果认真通读，融会贯通，对于一部晚清史就大概了然于胸了。可惜我当时不能理解，基础也不够，只是硬着头皮囫囵吞枣地啃完了6册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和5册《光绪朝东华录》。一方面偷工减料了，并没有读咸丰、同治两朝《筹办夷务始末》，陈老师也没有严格督促；另一方面因为缺乏很多背景知识，大部分资料都没有读懂，只是一晃而过，似乎收效并不多。如今想来，实在愧对陈老师的良苦用心。坦白地说，这个异常枯燥的阅读过程并不愉快，但实际上受用是终生的，因为这个艰难的基础训练使我不但磨砺了耐得住性子坐冷板凳的意志，更重要的是明白了原始资料对于历史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初步培养了也算有点史料根底的童子功，至少对于繁体字、竖版书不再望而生厌，甚至有些喜欢了。

二是历史评论的分寸感。我在阅读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和《光绪朝东华录》时，也曾写过一些读史札记之类的作业。虽然很不成熟，陈老师都不厌其烦为我批改，潜移默化之中使我慢慢体会了写文章的门道。有一次，陈老师笑吟吟地对我说：湖南人喜欢用最高级！他大概是看到我的作业中有不少比较极端的评论用语。这对我有如当头棒喝。湖南人的思维比较容易走极端，陈老师当然知道近代湖南是典型的激进与保守的交汇区，所以他会这样打趣我。这个走极端的倾向确实在我的思维定式里不自觉地有所体现。陈老师的善意提醒，使我不断反思在做历史评论时要尽可能留有余地，不要把话说得太满，因为历史是无比复杂的，甚至充满着无限的可能性，任何所谓绝对的定评都可能被某些新的证据否定。当然，这并不是说历史没有真相，从而滑进不可知论的泥淖，而是说历史评论要把握一定的分寸感，任何历史研究结论都很难是终极真理，都可能随着条件的变化而有所修正，历史研究的推进只能不断接近历史真实。这是历史的辩证法，是历史评论的不二法门。

三是守时守约的观念。这说起来是件有点尴尬的事。有个学期每周有一个上午要到陈老师家里去，印象中只是与陈老师聊聊读书，或听他讲学界的事，好像上课又不太像上课（经任宏师侄查证，陈老师在1991年2—7月确实给我一个人开了一门“中国近代史料和论著选读”课），我就根本没把这当回事。当时年少无知，又因为这一届陈老师只招了我一个学生，也没有人可以商量，于是就我行我素了一回。那时我喜欢到古旧书市掏书，有一天我擅自去逛老城隍庙书市，事先并没有向陈老师禀告，不但因通讯不便，实际上也根本没有这个意识。不曾想下午回到宿舍，师兄吴心伯急匆匆地找来质问：你上午怎么不去陈老师家里上课？我才知道坏事了，赶忙去打公用电话向陈老师说明原委并道歉。陈老师没有多说什么，但师母祝老师接过电话结结实实训了我一顿，她说：陈老师等了你一个上午！与人约好的事尤其是上课，怎么能不当一回事，随随便便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呢？！此事深深刻在我的骨子里，守时守约便成为我此后与人交往的基本准则。

很快到了做毕业论文的时候。我因为1991年写过一篇小论文参加辛亥革命80周年全国青年学术研讨会，因而对清末民初社会政治转型的历史比较感兴趣，于是想做民初政党政治研究。陈老师因势利导，说民初政党很复杂，国民党、进步党、民主党、共和党等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研究，但统一党没有，就做统一党吧，复旦大学图书馆有一套相对比较齐全的统一党的机关报《大共和日报》，这是其他地方没有的资料优势。显然，陈老师这一点拨，论文就有了可探究的学术空间与坚实的史料基础，接下来就看我的用功程度和悟性如何了。我花了几个月时间认真阅读了《大共和日报》关于统一党的全部资料，并参考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初步整理出统一党基本史事的线索来。随后，我拿着陈老师的手书，北上拜访南京大学史全生教授、南开大学李喜所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朱宗震研究员和中国人民大学胡绳武教授，向他们当面请教，并在北京图书馆等处补充了《新纪元报》《大自由报》等重要资料。尤其是通过朱宗震老师向曾业英老师借到统一党本部编《统一党第一次报告》（京师京华印书局1913年印本），复印了一份，非常难得。资料基本收集后，论文的写作很顺利，并于1992年12月26日在陈绛教授主持下（另有余子道、赵少荃、徐矛、杨立强4位老师）完成论文答辩。回想这个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与写作，最重要的训练是对原始资料的利用，尤其对清末民初报刊资料的熟悉，以原汁原味的史料重返原生态的历史场景，探求历史的真实，这便初步形塑了我的实证研究的学术风格。可以说，是陈老师有意把我引上了实证研究的学术道路。

李细珠硕士论文答辩后文科楼前合影，1992年12月26日（前排左起：刘其奎、陈匡时、余子道、陈绛、徐矛、杨立强，后排左三为李细珠。

1993年1月，我告别陈老师，回到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其时陈老师刚获评教授职称，却因年龄原因而面临退休，对此他很是坦然。在给我的来信中非常平静地说及此事，有谓：“……还有职称事，我因年龄较大，被评为短聘教授（全系仅我一名，长聘二名，为古代史的）。‘短聘’也者，与‘长聘’比较，其他待遇相同，但年龄限在60到期退休而已。我在明年初（下学期）即届退休（我今年已届‘花甲’），到时是否再‘延聘’，视情而定。我自己心里想，这些年教学、培养，忙忙碌碌，退下来，精力好的话，做点自己喜欢的科研，积之以年，当有成果，想必对社会也（有）些用处。而多年思虑的问题，也可逐个解决，出版不论，只求内心想必能获得快慰也。以后总有机会常和你探讨些问题，你有什么新见和心得，也常告知我一二，也使我不致太脱节落后了。”这是陈老师的内心独白，面对“聘退”这样人生转折大事，心如止水，没有丝毫波澜。在这封信开头，陈老师还说：“上学期末收到你的来信，读了很高兴，知道你那边工作的情况和社会潮流趋向，而你竟能安心教书，愿意构筑一片净土坐冷板凳。这个想法与我有点相像，有点同气相求的味道。”（1993年9月12日来信）大概我在汇报工作时对于当时流行的市场经济大潮与做学问的紧张关系（其结果是“学人下海潮”）有所感慨，并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抉择，竟然获得了陈老师的共鸣。我明白，陈老师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孜孜以求古人所谓“为己之学”，不骛虚名，所以他可以坦然面对“聘退”之类人生大事，自然做到波澜不惊，泰然处之。

在湖南师大工作一个学期之后，我想报考中山大学陈胜粦老师的博士研究生，曾写信请陈老师推荐。陈老师很支持，对于在当时商品大潮之下我仍然有志于做学问的选择表示充分肯定。为此，他回复了一封较长的信，对各方面的情况做了简要的分析，有谓：

来信收到快一月了。开始我还不能确定你考博士生的意向，而且时间亦较早。最近才听说（据你的同乡张**，分配在历地所，他说上月回湘一次遇到你，才知比较趋向于考中大），所以我就马上给陈胜粦写信，向他推荐你的学习情况和你考博士生的决心及心愿。我想后一点应是颇重要的，现在愿意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人已不多。但中大的竞争情况如何也不知，听说要考博士的人仍有一些，所以在业务考试上仍要加一把力，以适应这个竞争的形势。

复旦原来陈绛老师是带博士的（今年已招了两位），后来因为年龄关系，他的“博士导师”未批下来。教研室除了汪熙（他现在手上有3位在职的博士生），明年就没有招生的可能了。这一点可能其他同志也告诉你了。

从来信中看出，你出去后，自己仍是很努力的，要求也高，工作也踏实在做。虽然教“公关”课，并非所长，也能适应，甚以为慰。你想进一步深造，我也很支持，但能否如愿，也看时势发展与自己的努力。

文科形势在商品大潮冲击甚为严峻，历史系更是多方努力，俾使不致过分萎缩，但萎缩形势已成是事实。有办法的人总是思走了。像我们年纪大的则是届时“退休”而已。我的“短聘”在明年2月到期，3月退休，教学工作可打上了句号。现在赶忙在做些未了事宜，以迎接新阶段新的生活的开始。工作近四十年，不久即退出教坛，我想能有一段宁静的时期也是很重要的，做点自己想做的未了工作。这样，你是我的“关门”研究生了。有幸我们也相聚了三年多的时间，切磋学问，留有很好的纪念。希望今后常能保持通讯，互通信息。（1993年12月19日来信）

在此，陈老师再次平静地提及到点“退休”的事。我无意间成了陈老师的“关门弟子”，当然是我的幸运。在其正式退休之后的一封来信中，陈老师简要说明了退休之后的安排，并叮嘱我努力抓住考博的机会，有谓：

我在本月已退休。好在去年没有再招研究生，课也在上学期结束，现在只有指导一位日本交流学者（副教授，东海大学人），他亦在三月份结束返国。所以一切也都平平常常。系里有时一个星期去一次，看看有无信件，看看教研室的同志。

上学期末，我们的孩子在美国来信，说儿媳怀孕了，需要我们去照料，同时也可以见见面。所以最近我在忙于办出国手续和各种准备，大概下个月中旬去美国探亲，住上半年一载回来。你可以想象我最近比较忙碌的，但也正好是退休，所以手续也比较顺利，签证也已取回了。

你现在除教学工作外，又要准备考试，任务也够紧张的，要很好安排一下，特别考试前最好能有一段时间集中精力温习准备。既有这个机会，就必须抓住它，当然也需要如你信中几种准备，我想你会尽力去做的。（1994年3月18日来信）

陈老师1956年大学毕业留校工作，1994年退休，在复旦历史系从教38年，就这样淡淡地退出了教坛。世事如浮云，人生似海潮。陈老师谈到退休的时候，总是那么云淡风轻。他如此从容地作别过去，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我如今也到了陈老师当年差不多的年纪，很能理解他的那种而今迈步从头越、天地宽阔任我行的心境。陈老师退休之后到美国探亲、照顾孙辈，享受天伦之乐，从此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

我在1994年9月顺利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从陈胜粦老师攻读博士学位，1997年7月毕业进入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短暂工作，1998年12月北上进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张海鹏老师做博士后研究。由于生性不善交际，这期间及以后与陈老师联系渐渐减少，一般只是在年终问候并简要汇报工作。翻检珍藏的少许陈老师的来信，可知在博士后工作期间做张之洞研究时，谈及近代史所藏“张之洞档案”引起了他的注意。陈老师虽然脱离学界，但仍然对我的研究课题与相关资料非常熟悉，并给予我积极的鼓励和颇有启发的指点。其中多次提到张遵骧、张遵骝与“张之洞档案”之间的关系，解开了较长时期困扰我的相关传闻中的一个小谜团。他在1999年1月28日来信中说：“研究课题（我刚确定研究张之洞——引注）很大，更需要有深入的研究，才能引出好的成果来。所内所藏有关‘档案’，我猜想是否张遵骝先生所捐赠？五十年代他在协助范老编‘中国通史’。当时张另一曾孙张遵骧先生在复旦任中国现代史教学工作，后调天津工作即无联系，听说‘文革’中病故。”2000年元旦来信中说得更清楚，有谓：

我认识张遵骝先生堂弟张遵骧，50年代当时他在复旦历史系任教中国现代史课程（60年代调天津历史所或博物馆？后故世）。他曾对我说起张遵骝先生在北京帮范老写“通史”，惜未曾认识。后来又听说此“档案”等是张海鹏同志多年在研究。学术界亦盼望多出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你的课题（我确定研究张之洞与清末新政——引注）很有意思，在材料上也很笨重，冷板凳够你坐的，但只要深入下去，会有多方面的成果的。苑编“全集”（苑书义主编《张之洞全集》——引注）未检阅过，未知从“四稿”到“全集”档案资料的搜罗和扩充到何种程度？我接触过李鸿章资料，就知《李文忠公全集》缺佚多多，后来安徽重新整理时也建议过，现在成果也不知如何？李、张并世，相关密切，想你也注意李的资料。上海图书馆在整理盛宣怀档案，听说也要四、五年之久，陈绛先生每周还去二天在上图参与此事。

拙著《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出版后，曾寄呈陈老师指教。他非常高兴，在2004年1月10日来信中说：

书当晚就翻了看了，许多新知，要慢慢吸收。辛辛苦苦写成的大块文章，是要化时间看的。原“三所”所藏张之洞档案是有所闻，以前吴剑杰同志来我家时，也说起此批档案及海鹏同志所从事研究的消息，不意后来你有此机会从海鹏同志指导下研究（真一“殊遇”！），翻检这个档案，结出这个最初成果，也为你高兴、祝贺！

原复旦历史系中近现代史教研组尚有一位张遵骧先生，是张遵骝先生堂弟。我毕业后留系，张遵骧先生提起张遵骝先生原在复旦中文系，后去北京协助范文澜先生编中国通史，搞隋唐佛教资料。这一批档案一直未见系统整理、研究（1955年我在北大听邵循正先生讲《中国近代史史料学》课时亦提到此档案，邵先生当时在“三所”编“中法战争”和“洋务运动”丛刊），到你系统检阅这批档案时已躺了半个世纪！后来苑书义等校点“张集”过程中有无利用过此档案，我也未及知道，只看到海鹏同志（应该是吴剑杰先生——引注）似有一文指出校点中的一些问题，恐怕也未用过！北大藏袁世凯少量档案，似乎仅李宗一同志较多注意过，惜宗一同志早逝，也未及详询情况。现在就是李鸿章档案，安徽方面最后不知搞得怎样？（主要是薛福成取走的“稿底”及南京图书馆颐和路所藏，我曾建议他们寻找，未知找得怎样？！复旦藏徐氏十九在“稿底”倒是已整理好了，于洋务运动研究亦甚重要，因为“李集”所无！）好了，先谈到这里。

我在想，你十年中，从南到北，辛勤努力写成两本书，导师指导、环境条件的安排不用说，更主要的是你的孜孜用功，以一股“蛮劲”完成它。黄兴辛亥留东时，同学赞他的“蛮劲”。你是湘人，我想也有这一份，值得庆贺，并愿继续写出更有意义的东西来！

此前我一直根据传闻认为给近代史所捐赠“张之洞档案”的张遵骝当年是在复旦历史系任教，而复旦师友多指证历史系曾经只有一个张遵骧。今天重读陈老师此信，白纸黑字写着张遵骝“原在复旦中文系”，原来是我的记忆有误。

我2001年博士后出站留在近代史所工作，生活基本稳定下来。很惭愧的是，除了逢年过节礼节性地问候之外，一般较少与陈老师联系。偶尔到上海出差登门请安的机会也不太多。记得2007年暑假到上海，给陈老师家里打电话，是师母祝老师接的，她很惊喜，但说陈老师有点耳背了，不便接电话；那次见陈老师，叙旧话新，交谈很愉快。2017年11月18日，我曾受邀到复旦历史系参加“为政如之何：多维视角下的近现代中国政治史研究”学术工作坊；17日下午做了一个学术讲座《“内外皆轻”权力格局与清末民初政治走向》，由陈门大师兄王立诚老师（他在我读硕士研究生时给我开过课，所以我一直叫他王老师）主持；19日上午与王立诚老师去看望陈老师及师母，他们非常高兴，只是陈老师耳背严重，谈话不甚顺畅，有时得靠师母做手势或大声传话，我感到老师真的老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2021年初，师兄吴义雄来电说及陈老师今年米寿，提议我们几个学生到上海去给他祝寿；又说及陈老师当年整理梁启超年谱长编的稿子，据说似乎还在中华书局。我在复旦读书时，听陈老师多次说过整理梁谱的事，知道这是他的一个难解的心结。经过初步了解有关情况之后，我与义雄师兄商定，以我们与王立诚老师三人名义，给中华书局徐俊总经理写信，其中说到：

我们读书时不止一次听陈先生说过1960年代初（1961-1964年）受中华书局委托整理“梁启超年谱长编”稿本之事。陈先生说当年将整理本书稿十二册交给贵局后并未出版，“文革”结束后稿本也未返还。先生一直惦记此事，成为他老人家大半生来一个难解的心结。

近来，我们从新版《饮冰室合集》附册《梁任公著作在中华书局出版状况》中看到，陈先生当年为整理梁谱与有关人员的往来信件均在贵局档案中保存完好，所以请尊处代查，是否陈先生整理的梁谱稿本仍完好保存于贵局？此外，是否能允许从贵局档案中扫描或复制陈先生有关整理梁谱的往来信件?

稍后我又致电徐俊总经理说明此事，他要我与时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助理、学术出版中心主任的俞国林联系。国林兄非常热心，不久便发来中华书局藏陈老师与梁启超年谱长编档案扫描图片35页，要求不外传。我与学生刘青峰整理这批档案资料，以陈门五位学生（王立诚、吴义雄、吴心伯、谢霞飞、李细珠）的名义编辑一册《陈匡时先生与梁启超年谱长编——档案文献与历史》，作为陈老师米寿华诞的献礼。其原委在“前言”中有清楚的交待：

我们尊敬的导师陈匡时先生与梁启超年谱长编有不解之缘。先生在1960年代初（1961-1964年）受中华书局委托整理梁启超年谱长编稿本，当年将整理书稿十二册交给书局后并未出版。先生一直惦记此事，成为大半生来一个难解的心结。

近来，我们从新版《饮冰室合集》附册《梁任公著作在中华书局出版状况》中看到，先生当年为整理梁谱与有关人员的往来信件均在书局档案中保存完好。承蒙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先生与总经理助理、学术出版中心主任俞国林先生慨然相助，我们得以从书局档案中复制陈先生有关整理梁谱的往来信函，谨此深表谢忱！

今将这些往来信函全部整理出来，并节录俞国林先生《梁任公著作在中华书局出版述略》部分相关内容，同时影印陈先生信函原件，集为一册。于学界，或可因此明了那一桩学术公案之来龙去脉；于先生，亦或可借此解开那个心结并略感慰藉。是所祷也！

谨以此敬贺先生米寿华诞！

遗憾的是，由于疫情的缘故，也因为陈老师健康状况的原因，师母不同意我们到上海给老师庆寿。我们把那册《陈匡时先生与梁启超年谱长编——档案文献与历史》通过吴心伯师兄面呈老师，据说陈老师颇感欣慰。后来，戴海斌教授又在《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4年9月16、23、30日），分三期连载长文，详细复原了陈老师整理梁谱的前因后果，并对陈老师的学术成就给予了中肯的评价。

2025年5月，得知陈老师患病卧床的消息，我与义雄师兄相约6月下旬在复旦参加学术活动之机去探望。6月26日下午，我与王立诚老师、义雄师兄及任宏师侄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看望陈老师。陈老师卧床，已不能清晰言语，但尚能认出我们。握住他温暖的手，仍能感觉到一定的力度。临别之时，他向我们挥手致意，不意这竟是永诀。7月7日，陈老师安详驾鹤西去。老师远行，他的生命在另一个世界开启了新的旅程，其精神风范长留人间。陈老师一生淡泊名利，心无点尘，不怨天尤人，纯然仁者仁心，是以得享高寿，实乃人世之楷模，我辈的范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