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的文人骚客，各自都有各自的悲惨遭遇，但一提到苏轼这个名字，大多数人脑海里浮现的，却总是那个洒脱开朗、豁达不羁的豪放身影，仿佛他这一生从未被风雨侵扰。可现实远没有那么体面，如果真要细数苏轼的一生，说他是北宋第一惨，其实一点都不过分。而他之所以还能在后世留下那种乐观教主的形象，说到底，不过是他在苦难里硬生生练出了苦中作乐的本事，甚至乐到有点近乎自我消解式的幽默。

苏轼这一生到底有多惨？简单梳理一下就足够让人唏嘘：他的爷爷苏序，终其一生甚至不识字，却被追封为太傅；他的父亲苏洵，没有参加过科举，却同样被追封为太子太傅。为什么能有这样的身后荣耀？很大程度上是沾了苏辙的光——苏轼的弟弟。苏辙虽然也一生多遭贬谪，但至少官至从四品太中大夫，死后迅速被追封为正三品端明殿学士，后来又加赠太师。反观苏轼本人，人生的终点是在大赦之后返京复任朝奉郎的路上悄然离世，而这个官职，不过是区区正七品。

要知道，苏轼可不是生在什么冷门之地，他出生于两宋时期进士云集的四川眉山，那个时代光进士就有八百八十六位，能人辈出，位极人臣者也不在少数。以苏轼的才学与眼界来说，按常理，登阁入相本该是水到渠成的事，可偏偏命运最爱开玩笑，他的仕途之路，用坎坷都显得轻了。 二十岁那年，苏轼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主考官正是欧阳修。欧阳修读到他的文章时，一度误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竟忍痛割爱，把本该第一的苏轼压到了第二名。虽说只是第二名，但对年轻的苏轼来说，这已经足以让他踏入仕途。然而命运并未就此放过他，就在他准备大展宏图之时，母亲去世，他不得不回乡守孝。等守孝归来，再次参加科举，他却一举被评为百年第一，才名震动朝野。

宋英宗对苏轼极为欣赏，本已准备重点培养，可还没等他真正施展拳脚，苏轼的父亲苏洵又去世了，他再次回乡守孝。等他结束这一次漫长的守孝回到朝堂，宋英宗也已离世，天下换了新主。紧接着宋神宗即位，王安石变法全面展开。苏轼回朝后因政见不合，直接与王安石发生激烈冲突，甚至当面痛斥对方一番，结果很快被外放到密州。令人意外的是，在密州的日子，他反倒过得颇为惬意，还时不时写下老夫聊发少年狂这样的诗句，纵马打猎，仿佛流放成了一种另类的自由。

然而，他的乐观并没有让对手释怀。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对他极为不满，随后爆发了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一度差点丧命。若非宋代祖制士大夫不杀的底线保护，他恐怕早已身首异处。即便如此，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他被贬到黄州，担任团练副使——一个没有实权、没有俸禄、甚至连基本生活保障都没有的虚职。

到了黄州，苏轼的生活一下跌入谷底。没有收入，只能依靠旧日积蓄艰难维持，每天花销不过一百五十文，勉强糊口。吃不起肉，他就亲自开垦荒地种田；买不起羊肉，他索性从猪肉中寻找出路，甚至在极度困窘中研究烹饪方法，意外成就了后来闻名天下的东坡肉。他还会趁着黄州宵禁，和朋友偷偷翻墙出城，只为去尝一口被禁止宰杀的牛肉。那种带着苦涩的荒诞生活，反而被他活出了几分烟火气。

自古文人讲究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讲究的是身份与圈层的分明，但苏轼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他既能与士大夫纵论天下，也能和商贾农夫聊得热火朝天，真正做到了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乞儿。在一次次贬谪与漂泊中，他靠这种近乎本能的豁达，硬是撑到了宋神宗去世，宋哲宗继位。 宋哲宗的母亲偏爱旧党，本人也一度对苏轼颇为欣赏，于是很快将他召回京城。然而好景不长，苏轼一回朝，又因直言不讳痛斥旧党，再次被外放杭州。在杭州期间，他主持修筑苏堤，本意是治理西湖水患，却在实践中发现当地物产丰富，尤其茭白等食材颇具潜力，于是顺势推动西湖周边的水利与农业发展，也间接成就了后来江南饮食文化的一部分。

待宋哲宗亲政，新党重新掌权，朝局再度翻覆。苏轼夹在新旧两党之间，既不被新党容纳，也难被旧党重新接纳，于是再次被贬，这一次甚至到了更偏远的岭南，而且还是宋朝第一个被贬至此的人。按理说，这已是极为艰苦的境地，但苏轼却偏偏在岭南找到了新的生活乐趣。当地荔枝极为丰美，他竟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把流放活成了度假。没有酒喝，他便自己酿造；缺少肉食，就把市集上剩下的羊脊骨带回去烤制，据说还因此摸索出了类似烤羊蝎子的做法。 没过多久，他又被贬到更加偏远的海南岛。在宋代，这几乎已经是政治流放的最边缘地带，仅次于极刑的待遇。可苏轼刚到那里，就开始自救式生活：用做菜的方法处理苍耳充饥；买不到米，就自嘲用食阳光止饿法撑过日子；还自制东坡帽遮阳避雨，在当地留下东坡田、东坡桥、东坡路等一系列带着他名字的印记。仿佛无论被丢到多荒凉的地方，他都能重新把生活搭建起来。 你会发现，这样一个人，无论被打压、被流放、被一次次推到命运的边缘，他总能在最艰难的境地里找到活下去的理由，甚至活得比许多人更有滋味、更有声响。面对这样的苏轼，你还能有什么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