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9年12月30日，76岁的李勣病重将亡。得知消息后，李弼匆匆返回长安，探望行将就木的哥哥。在说到遗嘱时，李勣突然抓住他的手臂，极为悲愤的叹道：

“我观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死后，他们的家业都毁在了不肖子孙手中。若是李家子孙有如此行事的，你应该立即杀掉，以绝后患。”

次日凌晨，李勣暴卒于家中。李勣死后，唐高宗嚎啕大哭，特命李勣陪葬昭陵，罢朝七日，追封他为太尉。然而仅仅14年后，武则天就杀光了李勣全族，还将他的尸体刨除，掘坟毁尸，夺去了李勣生前死后所有的官爵。

那么，武则天为何要如此对待李勣呢？他的子孙究竟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呢？而李勣的死，又为何会让唐高宗如此伤心呢？

李勣的江湖气

李勣原名徐世勣，归唐后赐姓李，又因避讳李世民的名字，因而得名李勣。

和传统戏曲、小说中足智多谋、老成持重的形象不同，李勣非常具有江湖匪气。在他功成名就后，曾向人吐露自己年轻时的所作所为：

“我十二岁时，就是个无赖强贼，杀人不眨眼。稍微长大些，更是谁惹我就杀谁，直到二十岁，才成为用兵拯救苍生的将领。”

然而，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即便是位极人臣，李勣仍旧在说话行事中，流露出匪气，军阀作风十足。

645年，李世民征讨高句丽，可在逼降对手后，李勣却下令全军劫掠。对此，李世民大为不满，李勣却说道：

“士兵们出生入死，就是为了劫掠财物。”

而另一方面，李勣的文化水平也不高，脾气也非常“臭”，和演义小说中诸葛亮的形象，完全不搭边。

有次，李勣远征高句丽，深入腹地，偏将担心信件为敌所获，就用简单的“离合诗”，向他传递情报。然而，李勣根本看不懂，还为此大怒，要诛杀送信的将领。幸亏随从元万顷通晓诗词，才避免了一场杀戮。

也正是因李勣的诸多“缺点”，才能让他在隋末乱世时，不受伦理道德的约束，投奔到翟让麾下，成为瓦岗寨的一员。

613年，17岁的李勣带兵来投，很快成为翟让的亲信。

当时，翟让胸无城府，瓦岗寨众人也无远虑，纯属一盘散沙。可在李勣的指挥下，瓦岗寨控制运河，劫掠漕运，一时之间名声大震。

在隋将张须陀、秦琼率军讨伐瓦岗寨时，李勣又谋略百出，引诱张须陀走进圈套，阵斩张须陀，降伏秦琼。

俗话说，良禽择木而栖。翟让的无能也让李勣非常不满，他公开推举李密为瓦岗寨头脑，力劝翟让退位让贤。从此以后，李密和李勣亲如一人，李密越是飞黄腾达，就越会听从李勣的劝告。

攻占黎阳仓前，瓦岗寨众人都持反对意见，可李密仍旧“一意孤行”，只因李勣为他谋划好了一切。

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李勣渐渐发现，对自己“言听计从”的李密，跟他根本不是一路人。

李密心胸狭窄，睚眦必报，控制欲望极强。在被推为瓦岗寨之主后，就悍然对翟让下手，将他和亲信尽数诛杀，险些连累李勣。

而李密是贵族子弟，虽短暂落魄，却难免骄奢淫逸。他自负自大，沉迷女色，又好高骛远，表面听从他人劝谏，实则不屑一顾。

因此，他不顾众人劝阻，执意和宇文化及开战，以至两败俱伤，令王世充坐收渔翁之利。不久后，李勣在宴会上出言讽刺，李密非常不高兴，找个借口，将他赶出了瓦岗寨，去看管黎阳仓。

忠心耿耿的李勣

然而，得之非我幸，失之非我命。“远走高飞”的李勣，反而躲过了王世充的“背叛”。在李密兵败投奔李渊时，李勣反而因坐镇黎阳，成为关东地区的“大诸侯”。

据李勣后来回忆，他所占据的地盘，南抵长江，东到大海，控扼中原，很多人都劝他自立山头，或投降王世充，可他却选择了李渊。

当时，李勣听从魏征的建议降唐，却将所有的州县名录全部密封，偷偷送给李密，当作他献给李渊的重礼。他的部下十分不解，李勣却耐心解释道：

“黎阳本就是李密的地盘，我们只是代替他看管。我不能利用旧主的失败为自己邀功，耻于如此做事。”

对此，李渊大为赞赏，当即册封他为曹国公、右武候大将军，赐国姓“李”，仍旧让李勣坐镇黎阳。

不久后，李密“叛逃”被杀，众人畏惧李渊的权势，无人敢替他收尸。可李勣却不管不顾，他披麻戴孝，将李密风光大葬。

由此，李勣“忠义”之名传遍四海，连李渊都对他钦佩之至，不但没有处罚他，反而渴望李勣像对待李密一般，对待李唐。

事实上，李勣忠诚于每一位“上司”。他怜悯翟让被杀，没有对李密弃之如敝屣，也不会让李渊失望。

619年，窦建德来袭，李勣兵败，在父亲李盖被捕的情形下，不得不向窦建德请降。可他“身在窦营心在唐”，无一日不想归唐，还时刻谋划刺杀窦建德。

有次，李勣坐镇黄河以南，窦建德突然要来探营，李勣当即密令亲信安排刀斧手，可窦建德因幼子降生，未能抵达就匆匆返回，让李勣错失了机会。

还有一次，李勣的结拜兄弟李商胡抵达河北，两人商议起兵反叛，诛杀窦建德。可因李商胡的母亲霍氏为人乖张，行事骄狂，以至事泄。

听闻李勣从窦建德军中逃出，李渊又惊又喜，他不再猜忌，而是将李勣放在李世民身边，委以重任。

当时，李世民正疲于应付各路军阀，李勣的到来，让他喜出望外。自此，李勣在军中如鱼得水，击败刘武周，剿灭宋金刚，活捉王世充、窦建德，李勣都立有大功。

在论功行赏时，李世民为上将，李勣为下将，和李世民同穿金甲，坐同一辆车，一起前往太庙告捷。

630年，李勣和李靖北击突厥，在漫天风沙中，突袭突厥牙帐，活捉颉利可汗，灭亡了东突厥，居功甚伟。当时，有大臣建议李世民修筑长城，以防备突厥卷土重来，可李世民却指着李勣说道：

“这就是我大唐的长城。”

恩在眼前，剑在脑后

然而，尽管身居高位，手握重兵，李勣却始终保持独立。他从不拉山头，也不站队，可谓特立独行。

玄武门之变前，李世民有意拉拢李勣，他不为所动，两不相帮；贞观末年，李世民召集重臣改立太子，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纷纷支持李治，可李勣却没有发言，像个看客。

不过，保持中立的前提，是自身要有让帝王“利用”的价值。李勣善于统军，长于作战，在贞观一朝远胜秦琼、尉迟敬德、程知节等人。可对于极度聪明，又刻意跟自己保持一定距离的属下，英明的帝王必然是恩在眼前，剑在脑后。

李世民也不例外。

他对李勣一直恩遇有加，玄武门之变后还以高官厚禄重赏李勣。至于图像凌烟阁，更是文臣武将求之不得荣誉。

除了数之不尽的物质赏赐外，李世民还擅长给与“情绪价值”。李勣生病后，需要人的胡须作为药引，李世民就将自己的胡子剪下来。

古人推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李世民的所作所为，可谓是对李勣极高的恩待了。

在李治被立为太子后，李世民还牵着李勣的手，语重心长的说道：“太子就托付给你了，以前你不负李密，现在也一定不会负我。”

众所周知，李世民死前将托孤大臣的重任给了长孙无忌。他之所以如此说，除了担心长孙无忌势大，架空李治外，也有试探李勣的心思。

649年，李世民卧病在床，眼看着就要一命呜呼了。可在弥留之际，他却将李勣贬出长安，改派到外地当都督。对此，李治十分不解，李世民说道：

“李勣聪明绝顶，你对他没有恩惠，我担心他不服从你，现在我将他贬黜，他若没有怨言，你就将他召回，委以重任，若是他有怨言，就立即杀了他，以绝后患。”

自归唐一来，李勣和李世民朝夕相处数十载，对他的秉性十分了解。多年来，二人默契的达成了无数个“协议”。因此，当李世民的圣旨下达后，李勣连家都没回，骑着马就匆匆奔往任所，向李世民交了一张满意的“答卷”。

李世民死后，朝堂局势果然不出他所料，长孙无忌一家独大，利用“房遗爱谋反”牵连李恪、李神通等人，将他们统统诛杀。

当时，李治委曲求全，意欲改封武则天为后，多次前往长孙无忌府中拜会，却始终不能让他松口。

于是，他找到了李勣。而李勣也“照常”发挥，仍旧保持着一贯的独立：“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问一个外人。”

李治恍然大悟，他不顾长孙无忌的反对，执意废掉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也趁机扳倒了关陇贵族，逼死长孙无忌。

669年，76岁的李勣病重。回想昔日同朝为臣的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他有些心惊胆颤。因此，李勣匆匆找来弟弟李弼，留下临终遗言：

“以后家中若有不肖子孙，你要立即将他打死，除掉后患。”

李勣死后，唐高宗李治非常难过，他下令罢朝七日，追封李勣为太尉，陪葬昭陵。除了让太子李弘前往送葬外，李治也登高望远，目送李勣“离去”。

然而仅仅14年后，武则天废掉儿子李显，篡夺李唐江山，李勣的孙子徐敬业悍然起兵，反武复唐，却兵败身死。

他的家族被武则天连根拔起，李勣也被掘坟辱尸，夺去了生前死后所有的荣誉。李勣死前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而这一切，归咎于徐敬业，也归咎于当初的李勣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