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史学界曾集中力量整理出一套农民战争史料汇编。那是一个学术热情高涨、资料抢救意识极强的年代，许多学者投入大量心血。但随着农民战争相关研究逐渐降温，这批由朱大渭等学者辛苦整理出的珍贵资料，也在学术视野中慢慢沉寂下来，未能得到充分挖掘与利用。本章即以这套史料为基础，重新梳理东晋一朝的民变事件，共计三十六次。在此基础上，按照其称号或名号性质及主要参与阶层进行简要归类，以期从宏观层面把握东晋民变的类型结构与内在特征。 在这些民变中，有一类极具宗教色彩的称号尤为醒目，例如自称李八百的道士李脱、李弘；自称圣王、并使用年号凤凰的益州李金根、李弘；自称大道祭酒的彭城卢悚，以及同样以李弘之名发动的民变。这些称号与年号往往带有浓厚的宗教象征意味，折射出底层民众试图借助宗教力量摆脱现实困境的心理诉求。在生活压力与社会压迫的双重挤压下，淳朴的百姓往往在少数野心人物的鼓动下迅速聚合、响应。可以说，宗教性构成了东晋民变的重要特征之一，尤其是五斗米道（天师道）对这一时期民变的影响更是深远而持续。

与此同时，还有一批带有政治化称号的首领与事件，如自称孝神皇帝的豫章黄韬，自号安东将军的会稽檀元之，僭称皇帝于皇丘的彭城刘黎，以及自称征东将军平南将军的孙恩、卢循。此外，还有诸如竟陵西陵蛮武陵蛮江淮蛮天门蛮等群体性称谓。除部分首领因个人政治野心而发动民变外，更广泛的一类民变则带有明显的反民族压迫性质。这些群体往往处于夷夏结构中的边缘位置，政治地位低下，文化上亦相对弱势，同时还长期承受统治阶层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双重剥削。与此同时，江南地区正处于民族融合的复杂进程之中，与北方五胡乱华的剧烈动荡不同，这些所谓蛮民汉化程度较低，而东晋政权向南推进统治的过程，本身也成为他们被纳入秩序并逐步汉化的过程，只是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沉重代价，呈现出一段充满血泪的历史轨迹。 流民问题在这一时期尤为普遍，尤其是在战乱频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更为严重。流民的出路大致包括：向偏远地区迁徙开垦土地；依附豪强成为佃户或雇工；被统治者征发为兵匠；逃入山林沦为盗贼乱民等。由此可以看到，民变参与者中往往大量包含流民群体。在史料中，唯一一次明确由流人发动的民变，是所谓乞活郭敞。

例如长城钱弘聚党百余人，藏匿原乡山彭城司马徽聚党于马头山武康姚係祖，招聚亡命，专为劫盗，所居险阻等记载，反映出大量以山林为据点的聚集行为。许多人并不将盗贼视为民的组成部分，但事实上，这些所谓盗贼往往正是流民的重要来源。他们最初多为安分守己之人，只是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下，为求生存不得不选择落草为寇，从而被称为贼民。 在相关记载中，还可见蜀民张龙寇巴东梁国民反逐太守彭柯郡民王清、范郎逐太守广州民变京师民变困于征役的三吴民变建安民盗杀太守等事件。在古代社会中，官员是民众最直接面对的权力代表，因此官民冲突往往成为最尖锐的社会矛盾，也常常成为民变爆发的直接导火索。东晋时期皇权衰微，地方官府甚至常常凌驾或背离中央法令，吏治腐败加剧，使得民众在长期压迫之下最终选择揭竿而起，以反抗地方官府的苛政与暴政。 在东晋三十六次民变中，共有六次出现明确称号或年号。其中既有宗教意味浓厚的李八百圣王，也有明显权力象征的孝神皇帝安东将军征东将军平南将军。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将军为名号者极为普遍，这不仅体现了民变组织内部的皇权意识，也反映出当时军号泛滥、逐渐衔号化、符号化的历史趋势。 东晋末年规模最大的一次民变，由孙恩、卢循发动。这场运动既带有浓厚的宗教动员色彩，同时也蕴含某种皇权实验的意味。于时恩据会稽，自号征东将军，号其党曰‘长生人’。卢循寇广州后‘自摄州事，号平南将军’。由此可见，征东将军这一称号具有重要象征意义。

值得深入追问的是：孙恩既然世奉五斗米道，本可以选择天王皇帝等更具宗教神权色彩的称号，为何最终却选择征东将军平南将军这类典型的世俗军号？本文正是以征东将军这一称号为切入点，试图解析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东晋民变结构。 首先来看将军这一称号本身。在历史上，以将军为号的起事者屡见不鲜。陈胜曾自立将军；东汉末年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张宝、张梁分别称地公将军人公将军；东晋亦有檀元之自号安东将军。那么问题在于，为何将军这一名号在民变中如此受到青睐？

将军原本是朝廷武官称号。自春秋以来，诸侯国已有卿统军之制，至战国时期文武分途，将军逐渐成为武官体系的重要标志。在正常政治秩序中，将军往往位高权重，是一军统帅的象征。但魏晋以后军号体系逐渐泛滥，中下级军官亦可获得军号，军号逐渐从实际职务演变为荣誉性衔号。这种变化，使将军逐渐脱离具体职能，转而成为一种象征权力与身份的政治符号。 魏晋南北朝时期军号极为复杂，除汉代旧称外，还出现龙骧骁骑等名号，而真正长期具有实权职能者反而有限。由于将军名号往往象征尊贵地位，且不受严格员额限制，因此成为皇帝用以赏赐亲信、安抚地方的重要工具。在动荡时代，这种加号即权力的逻辑愈发明显，使将军逐渐成为事实上的权力标志。

从这一背景来看，征东将军并不仅是一个军事称号，更是一种具有正统意味的权力象征。它既包含征伐东土的行动指向，也隐含着替天行道的合法性表达，同时在等级上又接近三公之尊，具备极强的号召力与象征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孙恩之所以选择将军而非皇帝，并非偶然。早期道教组织本身就常借用世俗政军体系来构建自身结构，例如太平道的三十六方与将军称号，五斗米道的二十四治与祭酒体系，都体现出宗教组织对世俗权力结构的模仿与吸收。因此，将军既是政治符号，也与宗教组织传统存在某种交织关系。 进一步来看，道教在其早期发展中，往往以现实社会结构为模板构建自身秩序，其组织方式既有治身养生的一面，也有治世理政的隐含诉求。从高层的修道理想，到中层的符水驱病与组织动员，再到底层信众对健康、子嗣与生存保障的诉求，道教在不同层面呈现出极强的现实嵌入性。这种结构，使其在动荡社会中具备强大的动员能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加剧，饥荒频发，顿仆道路，死者十八九的记载并非孤例。加之徭役沉重、战争频仍，民众在物质与精神层面均处于极度匮乏状态。在这种环境下，宗教组织成为重要的心理寄托与社会组织形式，也成为民变动员的重要渠道。

因此，将军这一称号的意义，既不完全属于纯粹的政治权力象征，也不完全属于宗教信仰体系，而是在二者交织之中形成的复合符号。孙恩使用征东将军，既借助了官方权威的外壳，也保留了宗教组织的动员基础，从而在现实中形成更具穿透力的号召结构。 从地域层面来看，征东二字也并非简单修辞，而是直接指向浙东地区的社会矛盾核心。晋室南渡之后，浙东逐渐成为士族与地方势力交错之地，政治结构复杂，矛盾积累深重。至东晋后期，随着强制征发乐属等政策实施，大量底层人口被卷入沉重徭役体系，社会矛盾迅速激化。

这一政策不仅加剧了地方民众负担，也削弱了地方士族对政权的支持，使社会裂缝进一步扩大。在这种背景下，孙恩利用征东之名，既回应了底层民众的现实痛苦，也在客观上指向浙东复杂的权力结构冲突。 更深层来看，这场民变的核心并不仅限于阶级对立，还涉及侨姓士族与地方士族之间、门阀体系内部不同层级之间的权力竞争。许多参与者本身并非底层农民，而是被排斥在核心权力结构之外的次等士族。他们既具备一定文化与组织能力，又长期处于政治边缘，从而成为动荡时代的重要推动力量。

从孙恩家族背景来看，其本身属于侨居江左的次等士族，并世奉五斗米道。相关研究曾总结该类民变领导者的共同特征：同为侨人、同属次等士族、同奉道教、彼此联姻、活动于建康之外、长期被排斥于权力中心之外，并普遍具有突破门阀限制的政治诉求。 此外，不少地方士族亦参与其中，如吴郡陆氏、会稽谢氏等。这说明该民变并非单纯的农民起义，而更像是一场以民怨为基础、由边缘士族主导的复杂政治运动，其本质包含对门阀政治结构的冲击与重构意图。

综上，征东将军这一称号既具有地域指向性，也体现出权力合法性的借用逻辑；既反映士族结构内部矛盾，也体现宗教动员与世俗政治之间的交织关系。孙恩未选择直接称帝，一方面是策略性地借用东晋正统名义以降低阻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其行动初期仍未完全突破既有政治秩序的心理框架。 最终，这场运动呈现出的，并非单纯的宗教狂热或农民暴动，而是一个在压迫结构与权力真空中，由多重阶层共同参与、共同推动的复杂历史过程。它既指向反抗，也暗含重建；既充满宗教色彩，也深深嵌入现实政治逻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