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清朝覆灭，按理说是北洋政府接过了收摊的责任。作为新一任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自诩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自然认为有责任为前朝撰写一部正儿八经的史书。谁能想到，清朝自己在二十四史定案时，竟然从未想过，有朝一日竟会成为别人笔下的历史对象。于是问题来了：在袁世凯掌权的北洋政府手里，清史是否得以完工呢？遗憾的是，答案是否定的。

当时，清史馆总裁赵尔巽召集了大批清朝文人，开始着手编纂清史。这样一来，一方面能为昔日同僚在新朝廷里提供一份薪水，另一方面，作为清朝遗老的赵尔巽，本人对末代清史的历史最为熟悉，他既有责任，也有强烈的愿望，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然而，北洋政府经费匮乏，清史编纂工作经常性停滞。更糟糕的是，北洋政府官员更迭频繁，基本上四年换一拨人，而最后接手收摊的张作霖，也在皇姑屯遭遇炸弹身亡。在如此动荡的局势下，你让这些文人如何潜心于历史编纂？

这部仓促成册的清史，被迫称之为《清史稿》，一度成为禁书。按惯例，历朝为前朝写史书时，往往以本朝的视角书写。例如，张廷玉编纂的《明史》里，绝不会将清军称为北虏；即便明朝实录中有此称呼，也算是较为客气的表述。在《明史》里，张廷玉可以尽情吹嘘清军强悍，而明军在他笔下则一败涂地，明君皇帝的形象也常带丑态，这就是典型的春秋笔法。

然而翻开《清史稿》，你会立刻明白为什么它长久以来被列为禁书：这帮清朝遗老根本不把自己当作民国人。以赵尔巽为首的这些老人，始终以清朝视角评述历史，因此书中清朝几乎无可挑剔，甚至显得伟岸无比。更为关键的是，书中将后来投身革命的民国英烈打上反贼的烙印——孙中山、鉴湖女侠秋瑾等人，在他们眼中都是清朝统治下的叛乱者。想想看，当时民国政府把孙中山奉为国父，而《清史稿》却用这样的笔法描写国父，出版？想都别想。于是，《清史稿》不仅失去民国政府的资金支持，还被直接列入禁书。 更糟的是，修订《清史稿》不是少数几个人私下研究就能解决的事，这需要几百人通宵达旦地校对、核验，而这些都离不开资金。没有经费，大多数文人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清史稿》自然一直停留在草稿阶段，前后矛盾之处屡见不鲜。

采用《二十四史》的编纂方式来撰写《清史》，是否可靠呢？历史爱好者都明白，中国的史书自古多以文言文编写，《清史稿》也不例外。其格局和章法基本参照《二十四史》，本意是希望将其列为二十五史之一。然而，编纂工作戛然而止，二十五史的序列未能延续，这一任务最终落到了新中国手中。

然而，新中国接手这项工作时也面临困境。清朝灭亡至新中国成立，已过去38年，且连年战乱导致资料散失，使得编纂《清史》难度倍增。其他王朝编修前朝史书时，时间和资料相对完整，而我们不得不面对给前前朝写史的局面。是否沿用文言文，也成为争议焦点。毕竟新时代白话文已成为公文和日常书写的主流，虽偶有晦涩之处，但简明易懂。若用白话文编写《清史》，读者能否接受？即便接受，也难以与《二十四史》并列。 进入千禧年后，国家再次启动《清史》编纂工作。然而二十多年过去，这本书依然未问世。原因不难理解：许多重要资料早已流失或被带走，专家们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不敢轻易下结论，否则随时可能自打耳光。即便勉强完成，也需要大量校对、删改，确保能顺利出版——正如电影拍摄完成后，未经审查的原片不可能直接公映。 因此，我认为编写《清史》应当成为两岸学者共同协作的事业。尽管我个人力量有限，但有一个大胆设想：将《清史》编纂作为两岸交流的桥梁。他们手中掌握大量珍贵资料，这是无可否认的——毕竟清朝的历史收尾工作落在他们手里，很多边角料能够流传至今已不易。 基于此，我主张，《清史》不宜轻易出版，应由两岸学者共同研究、探讨，充分核实、论证后再正式问世。唯有如此，才能对那段历史负责，也才能让后人真正理解这段尘封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