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终于离世了,这次是真的。三十年来,他已经死过无数次,每一次都像是虚惊一场,而这一次,他的生命终究画上了句点。消息一出,舆论哗然,很多人喜不自胜,也有不少人在口诛笔伐,骂他为该死的地图头,同时,不免唏嘘曾经的苏联——那个曾经让世界瞩目的巨人。 十多年前,有部电视剧《中华1921》让我印象深刻,它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却从清帝逊位、民国初建开始铺陈。剧中有一段描写张勋劝溥仪复辟的情节,网络上流传甚广的梗便源自此处:百姓无不怀念我大清。如今看似无厘头,但放回民国初年的动荡背景,却显得合理异常。那时,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明争暗斗,边疆割据,南北对峙,各省动辄自立门户,国家一片散乱。一些人便以此为理由劝袁世凯复辟帝制:共和失败,说明中国尚不适合共和,帝制才是根本之道。而袁世凯,则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粉墨登场,开启了一出帝制的滑稽闹剧。 共和初年的问题确实严峻,这无可厚非。为了论证中国共和为何失败,美国宪法专家古德诺和日本宪法专家有贺长雄分别撰写长篇论文,分析中国政治体制为何无法顺利运作,强调帝制的唯一合理性。十余年前,我有几位宪法学界朋友,也曾围绕清帝逊位和古德诺、有贺长雄的研究展开讨论,各种论文文章层出不穷,形成了自洽的论述体系,甚至催生了关于清帝逊位的专著。 然而,共和失败并不意味着百姓无不怀念我大清,也不能说明中国只适合帝制。历史的回答早已明晰:所谓怀念大清,不过是少数人的臆想,和《顺天时报》制造的舆论噪声。袁世凯的帝制尝试草草收场,张勋复辟亦迅速终结,国家依旧无法恢复政治稳定,内战继续,列强依旧侵凌,百姓依旧苦不堪言。
前几年,《旧制度与大革命》曾引起广泛讨论,其核心思想其实简单明了。托克维尔虽然政治上倾向保守,但在欧洲各国将法国大革命视作混乱和屠杀根源时,他却冷静指出,大革命带来的问题只是旧制度遗留问题的集中爆发。换句话说,不能因大革命暴露问题就怀念路易十六,把他美化为仁德君主。问题不在革命,而在旧制度积累的弊端。 托克维尔的观点源于他亲历的1848年欧洲动荡:帝制与共和的循环冲突,社会问题螺旋上升。最终,除英国之外,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选择共和制度,历史证明,向前看才能找到出路。中国亦是如此,从清末到民初,经历了第一共和、第二共和的失败,最终在1949年迎来真正的人民共和,选择了更为先进的制度。 苏联,曾为人类提供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其成就不可否认。无论在全球影响、对抗法西斯、支援革命,还是探索发展模式,苏联都曾贡献巨大。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苏联曾经是唯一能够硬碰硬抗衡美西方的国家,这一点足以令人肃然起敬。 但问题在于,苏联如此强大,却最终黯然落幕,仅仅因为戈尔巴乔夫的过错吗?早晨地铁上刷到的一篇文章称,戈尔巴乔夫从大学时期便受西方情报机关关注和培养,最终顺利接任苏共中央领导岗位,一手埋葬苏联。这类文章叙事跌宕、惊心动魄,却容易让人误以为苏联本身无力,而非制度和历史问题导致国家衰落。戈尔巴乔夫的接任并非偶然,而是在勃列日涅夫后期,改革已成为苏联普遍共识的背景下进行的选择。他是改革寄望的执行者,而非唯一问题所在。他的改革失败,将一台早已老旧的苏联车辆开入沟壑,引发了系统性解体。俄罗斯及前苏联其他加盟国随后经历剧烈改革阵痛,各走各路。人们回望叶利钦时期,往往感叹若保持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制度,生活或许还算平稳,但那正是因为改革的需求被压抑,问题迟早会爆发。 改革的初衷是改善生活,而失败不可避免地引发指责。但改革前的苏联并非无可挑剔,勃列日夫时期同样存在社会僵化与制度弊端。普京曾言:谁不怀念苏联,谁没有良心;谁想回到苏联,谁没有脑子。怀旧无用,关键是向前看,为未来寻找新路。 如今关于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晚期的研究已颇多,人们普遍认为,他确实无能,是被境外势力利用的第五纵队。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一个国家若无法有效防止错误领导掌权,无法自我纠错,即便曾经强大,也难逃衰亡。戈尔巴乔夫只是推动了早已脆弱的系统崩塌的司机,苏联的命运早已埋下伏笔。 归根结底,一个国家若寄希望于偶然的英雄拯救,而缺乏完善机制和自我修复能力,那么这样的国家注定脆弱,早衰不可避免。苏联的覆灭,正是制度和历史规律的必然结果,而非单一人物的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