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经》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其形成与流传过程十分复杂，可以说是整个经学史上最为错综复杂的一部经典，清代经学家皮锡瑞称：“《尚书》分今古文最先，而《尚书》之今古文最纠纷难辨。”[ 清 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年出版 第47页]其书有伏生今文、孔壁古文、张霸百篇，杜林漆书、梅赜古文等不同版本，其作者更有孟子、孔安国、宋忠、郑冲、王肃、孔氏家学、梅赜等不同说法，其成书年代则有战国说、西汉说、东汉说、东晋说等。从西汉开始，学者对其考辨就一直连绵不绝，从而形成了经学史上，时间跨度最长、最难以解决的学术公案。幸运的是，2008年清华大学从香港文物市场抢救回一批珍贵的战国竹简，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数量最多的一批战国时期竹简，得益于此《尚书》的迷题也逐渐被揭开，下面就其成书、流传进行考释。

（1）《尚书》之名

《书经》即是《尚书》，“尚”即“上”，《尚书》即上古之书，如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云：“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纬书《春秋说题辞》曰：“尚者，上也，上世帝王之遗书。”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亦说：“《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这是对《尚书》之名最直观的解读，因为它记载了夏商周三代的历史事迹，为了突出其时间久远，故称上古之书。但亦有他说，如王肃《尚书注》：“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王充《论衡·须颂》：“或说《尚书》曰：尚者，上也，上所为，下所书也。下者谁也，曰臣子也。”因为它记载了自尧舜一直到西周的上古帝王之言行与事迹，由于我们古代有“君举必书”的历史传统，由史官将君王的言行举止记载下来，如《汉书·艺文志》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吴澄《书纂》称：“书者，史官所记录也。”史官所记录的叫作“书”，而尚书是记载上古帝王事迹言行的书，故将其称之为《尚书》，其中的“尚”是指“上”即君王的意思。亦有说“尚”为尊崇，崇尚之意，郑玄即主此说，其《书赞》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书然，故曰《尚书》”又如唐刘知几《史通·六家》引《尚书璇玑钤》：“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节度，如天行也。”言其书如天书一般，当为人们所尊重崇尚，故称为《尚书》。

在先秦之世不称《尚书》而直称为《书》，如《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今出土郭店楚墓竹简所引也都单称《书》。亦有在《书》前加上朝代来称呼的习惯，称之为《夏书》《商书》《周书》，如《墨子·明鬼》有“上观于《夏书》”“上观于《商书》”之语。但由于《墨子·明鬼下》载有：“尚书，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史记》亦载：“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故有人认为《书》改称《尚书》亦当在先秦。对此，清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中辨析曰：“‘尚’与‘上’同，‘书’当为‘者’。言上者则夏《书》，其次商、周之《书》也。”[ 王念孙《读书杂志》中国书店 1985年出版 第83页]说明其时“尚书”还不是书名，《书》才是。近代刘起釪则以为：“尚字也应该视作时间副词，不可与书字连读作书名《尚书》。”[ 刘起釪《尚书学史》中华书局 1989年出版 第7页]历代学者研究，皆可充分说明《尚书》并非先秦的称呼。而《尚书》之称起于何人，则有二种说法，一说起于汉代伏生，其据为孔安国《古文尚书·序》中称：“伏生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一说起于欧阳生，其据为《经义考》引刘歆：“《尚书》直言也，欧阳氏先名之。”由于欧阳生是伏生的弟子，故而究竟是伏生称《尚书》而欧阳生继承，还是欧阳生称《尚书》后人误以为是伏生所授，已不得而知，但可以定论的是，《尚书》之称当起于汉朝初期。

（2）《尚书》成书

《尚书》是虞、夏、商、周各代的文献所集结而成，其中分为典、谟、训、诰、誓、命等，“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是臣对君的讲话，“训”是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君对臣的讲话，“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册命或某种命令，还有以人名、事迹、内容为标问题的篇章，如《微子》《西伯戡黎》《无逸》等篇。

据传这些文献从虞夏始到孔子之前，共计有三千多篇，孔子将其删订为百余篇，即定为尚书。如《尚书璇玑钤》载：“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孔颖达《尚书正义》引《尚书纬》亦说：“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但于由《尚书璇玑钤》是纬书，故后人以为“此乃汉人侈大之言”，不可信。但《尚书》在孔子之前有许多篇，这点毋庸置疑，如《墨子·贵艺》篇载：“夕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这说明在周公时期书有非常多篇，不然周公不可能朝读百篇。

对于孔子删书，历史上有不同的看法。据《隋书·经籍志》也说：“《书》之所兴，盖与文字俱起。孔子观书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删其善者，上自虞，下至周，为百篇，编而序之。”按其说，认为孔子观周室之书，得到四代之典，从而将其进行删订，留下来的百篇即是《尚书》，遂有删诗书、定礼乐之说，是以近人纷纷秉承其说，如周秉钧就称：“相传有几千篇，孔子删为百篇。”[ 周秉钧《白话尚书》岳麓书社 1990年出版 第1页 ]章太炎先生甚至给出了删书的原因，其认为：“盖《尚书》过多，以之教士，恐人未能毕读，不得不加以删节，亦如后之作史者，不能不将前人实录字字录之也。删节之故，不过如此。”[ 引自 周秉钧《白话尚书》岳麓书社 1990年出版 第1-2页]

并且后人将孔子所删之书进行整理，从而形成了一书，将之称为《逸周书》，古人称《逸周书》为《周志》，《墨子》《战国策》《左传》曾多次引用，据《左传·文公二年》载晋狼瞫语：“《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文见于今《逸周书·大匡》，可见《逸周书》确为先秦古籍。但《逸周书》中只有部分是在世流传之作，另外一部分是晋武帝时汲郡古墓所出，是汲冢古书的一种，所以当时人们将这部分称之为《汲冢周书》，《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皆如此著录。且不管《逸周书》的两部分构成，据后世学者对其内容的对比，可以肯定的是《逸周书》的材料同《尚书》是来源于同一个材料，应当是孔子所删百篇之余。

然而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不言孔子删书，而称“序书传”，序，排序之意，即是认为至孔子时，由于礼崩乐坏，当时的《诗》《书》就已经缺失，于是孔子将他所见的书进行收集整理，并非删书。且《汉书·艺文志》载：“《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这里也未用删书之说，而是称“孔子纂焉”“而为之序”，纂，是收集、汇集之意，亦有编辑之意，所以孔子并不是删书，而是根据留存下来的文献进行编订。如刘起釪先生称：“说是孔子删去几千篇，定下一百篇，这一说长期为儒者所尊信，但这实际完全是妄说。因为孔子尝感叹文献不足，正搜求之不暇，那里还会去删掉。”[ 刘起釪《尚书学史》中华书局 1989年出版 第12页]“因《诗》《书》是儒家教育中两部主要课本，而儒家教育奠定于孔子，而孔子也雅言诗书，所以在儒家教本中，把所搜集到的断简残篇的《书》加以编排，是孔子开展他教育时所应该有的事。”[ 刘起釪《尚书学史》中华书局 1989年出版 第12页]孔子到底有没有删书，《逸周书》到底是孔子所删百篇之余，还是当时孔子并没有收集到的内容，是历史上的一个公案，尚不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尚书》必然是经过孔子编订整理而成，也就是说《尚书》成书于孔子。

（3）今文《尚书》

《尚书》其来源于三代文献，又可断定成书于孔子，至汉时又立博士，故可称之为“经”，但由于秦火使得其书被焚。并且由于《尚书》文字极古简，诘屈聱牙，难于记诵，从而造成了其书的失传，幸而后来《尚书》不断的被发现，其书始得流传，但也因此出现了不同的版本，学者们据此争论，从而造成了历史上的古今文之争。至于，到底哪部分才是真正经孔子编订的“经”，我们下面来进行考释。

经秦火之后，汉初传《书》者，只有伏生一人，据《史记·儒林列传》载：“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召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汉书·晁错传》也对此有记载：“孝文时，天下无治《尚书》者，独闻济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余，老不可征，乃召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便宜事，以书称说。”从中可以看出，《儒林传》《晁错传》所言基本一致，由于孝文帝时求天下治《尚书》者，只有伏生一人，所以伏生所传的《尚书》二十九篇，成为了汉代《尚书》的通行本，后人于是将伏生所传称为《今文尚书》。

在伏生之后传《尚书》的有欧阳高、夏侯胜、夏侯建三人，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载：“济南伏生传《尚书》，授济南张生及千乘欧阳生，欧阳生授同郡兒宽，宽授欧阳生之子，世世相传，至曾孙欧阳高，为《尚书》欧阳氏学。张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传族子胜，为大夏侯氏学。胜传从兄子建，建别为小夏侯氏学。三家皆立博士。”这三家的《尚书》都是传自伏生，但其讲述章句解读又有分别，后来这三家都立于官学，皆置博士一员，学者众多，盛极一时。由于这三派都是伏生所传，三派所传也都是《今文尚书》，因此黄开国老师说：“伏生是汉代《尚书》学的开创者，这是不可否认的。”[ 黄开国 《简论伏生与“大传”》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0年第2期 ]

另《史记》中提到的伏生得书二十九篇，其实是二十八篇，是由于汉景帝是又发现了一篇《泰誓》加入伏生所传的二十八篇中，就成了二十九篇《尚书》了。[ 李辉《尚书史话》 文化研究 2009年6月]后来大小夏侯《解诂》即二十九篇，而欧阳错将《盘庚》分上中下三篇，故其《章句》为三十一卷。[ 刘起釪《尚书学史》中华书局 1989年出版 第129页]

（4）古文《尚书》

在伏生所传授《今文尚书》流传于世之后，汉代又相继出现了几部《古文尚书》，其中有孔壁本《古文尚书》、孔氏家传本《古文尚书》、中秘本、张霸本《古文尚书》、杜林漆书、河间本《古文尚书》，正是由于这些不同版本的《古文尚书》出世，才造成了汉代最为纠纷难辨的学术公案。

汉武帝时鲁共王为了扩建宫殿而拆了孔子的一座故居，并在这座故居的墙壁中发现了几部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的古书，有《左传》《论语》《孝经》《尚书》等，这就是孔壁本《古文尚书》的来源。据《汉书·艺文志》载：“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2 9篇，得多1 6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馀，脱字数十。”这些从孔子故宅壁中发现的古书后来被孔安国得到，由于孔安国曾师从伏生学习《尚书》，所以孔安国在得到这些书之后，把这部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的《尚书》与他原先跟伏生所学的《今文尚书》进行了一番比较研究，发现这部《尚书》比伏生所传的《尚书》29篇多出16篇，而相同的29篇在文字上也有些出入，因此将孔壁所得到的45篇，称为孔壁本《古文尚书》。

另有孔氏家传本《古文尚书》，传为孔子家中所流传下来的，其据为《史记·儒林列传》载：“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司马迁提到孔氏有古文《尚书》，故后学认为孔子家中曾秘传有《尚书》，直到孔安国才将其分辨开来，但结合孔壁本来看，很有可能孔壁本就是孔氏家传本。

中秘本是指刘邦入秦时，萧何从秦室所取的秘本，后为刘向所见，并用来校对欧阳、大夏侯、小夏侯三家的经文，据《汉书·艺文志》载：“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对于秘府是否存在，据《汉书·艺文志》载：“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汉书·刘歆传》载：“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隋书·经籍志》载：“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可见秘府是真实存在的，但秘府本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除了刘向见过之外，再无其他人见过，也就并未流传。

又有张霸本《古文尚书》，据称汉成帝“方精于《诗》、《书》，观古文”。东莱张霸为投其所好，博取官禄，献百二篇《书》。《汉书·儒林传》说：“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这部《尚书》乃是离析伏生本二十九篇为数十篇，又杂采《左传》《书序》作为首尾，凑成一百零二篇。成帝命以宫廷所藏《尚书》对校，当即发现这是一部伪造的《尚书》，张霸也差一点被以“大不谨敬罪”杀掉。虽然张霸《百两篇》被认定是伪作，但是还是在民间有流传，王充在《论衡》的《正说》中有这样的记载：“成帝高其才，赦其辜，亦不灭其经，故百二《尚书》传在民间”。这是第一本在当时就明确指出是伪造的《尚书》。

河间本《古文尚书》则是源自《汉书·景十三王传》载：“河间献王德以孝景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景帝子河间献王刘德所得古文《尚书》，其篇名、数量虽不甚清楚，但云“与汉朝等”可知一定十分可观，这些书其后流传至何人，《汉书》亦未载，其内容是什么也不得而知，但其作为古文《尚书》的一个来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杜林漆书又称漆书本，据《后汉书·杜林传》记：“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后汉书》只称杜林得到了一卷《古文尚书》，并没有说有多少篇，有人认为杜林所得的漆书本其实就是孔壁书的一部分，或者说其内容和孔壁书一样。如李荣陛先生就称：“杜林所得西州漆书，传亦失其师，然考之当时郑兴、卫宏皆长于古学，兴尝师事刘歆，歆固建立古文《尚书》者，林之遇兴，欣然曰，林得兴等故谐矣。其所传之书贾逵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逵传涂恽之学，马、郑师承与逵又别，今皆为之作解，则是彼此本属一书可知也。由此可见，杜林漆书之渊源于孔壁书。”[ 李荣陛《尚书考》卷一 《续四库全书》45 册 第575页]清代学者王鸣盛、程延柞等人认为杜林所传的漆书古文尚书，就是孔安国的“壁中古文”。[ 张鑫《“尚书”概说》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 2001年 第1期]因此可以肯定，杜林漆书本在学术渊源上与孔壁古文《尚书》是一致的，其内容也是一致。后来杜林的弟子比较漆书与《今文尚书》的异同后，有卫宏为古文《尚书》作《训旨》，徐巡为古文《尚书》作《音》，再经过孔安国整理，贾透给它作“训”，马融给它作“传”，郑玄给它作“注解”。由于马融和郑玄都是东汉时著名经学大师，漆书古文尚书颇受后代学者的重视。

综上所述，孔壁本就是孔氏家传本，也是杜林的漆书本，而张霸百两本则是伪书，河间本，中秘本，并没有流传，因此无从谈起，也就是说汉朝真正得以流传的，只有伏生的《今文尚书》本，和孔壁本《古文尚书》。

（5）今古文《尚书》的失传

至东汉末年，随着学者们对今古文《尚书》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涌现出了一大批经学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著名经学大师郑玄。郑玄先跟从张恭祖学《古文尚书》，后又师从古文经学家马融学习古文经学，所以他治经是兼采今文之说，他为《古文尚书》所作的注解，即是熔《古文尚书》学与《今文尚书》学于一炉。此后，郑玄的《尚书注》便成为《尚书》的权威注本，《古文尚书》便逐步取代了《今文尚书》的地位，至魏晋时甚至被立于国学，设博士。由于东汉灵帝时期所刻“熹平石经”中的《尚书》只有今文而无古文，且已毁于汉末战乱之中，于是曹魏政权便于正始年间将当时立于国学的《古文尚书》刻于石碑。因为这批石经是由先秦古文、秦代小篆和汉代通行的隶书三种字体刊刻的，因而叫做“三体石经”。学官的设立和“三体石经”的刻立，标志着《古文尚书》在曹魏时期完全取代了《今文尚书》的权威地位。[ 丁鼎 《伪“古文尚书”案平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10年 第2期]

由于在西晋怀帝永嘉五年，匈奴军队在刘渊之子刘聪率领下击败西晋京师洛阳的守军，攻陷洛阳并大肆抢掠杀戮，更俘掳晋怀帝等王公大臣的一场乱事，导致西晋灭亡，史称永嘉之乱。由于刘聪兵入洛阳，怀帝被俘，学宫被焚，不仅使晋室图籍扫荡殆尽，汉魏石经亦被残毁。据《晋书·王弥传》载：“王弥、刘聪陷洛阳，焚毁二学。”可知古今文之学皆受到打击，石经应已有损毁，从《魏书·冯熙传》所记：“洛阳虽经破乱，而旧三字石经宛然犹在，至熙与常伯相继为州，废毁分用，大至颓落。”知北魏石经已被严重损毁，就已经七零八落地分散了。

这个时候由于今文经式微，本来传《今文尚书》的人就少，在永嘉之乱之后，虽部分汉魏石经尚在，但传习者已绝，在后期流传过程当中，甚至连《今文尚书》的底本也渐渐失传了，据蒋国善先生考据：“章氏所言至三国而绝，永嘉之乱后，石经日渐损毁，历元魏而至隋，或废石经建浮屠寺庙，或破为桥基，或用为柱础，今文之传，便连同底本也销声匿迹了。”[ 蒋国善《尚书综述·汉魏石经的刊立和历劫》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第373页]如李辉先生言：“其中尚书的欧阳、大小夏侯三家今文《尚书》全部丧失，当时民间也没有人研究今文《尚书》。于是，从西汉初伏生传下来今《尚书》学派经四百多年发展演变彻底失传。”[ 李辉《尚书史话》 文化研究 2009年6月]故章太炎称：“今文欧阳、大小夏侯《尚书》传至三国而绝。”[ 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卷一]

据载“三体石经”后来在东魏孝静帝四年八月，石经被移洛阳汉魏石经于邺，北周大象元年二月，石经又自邺还涉洛阳，隋开皇六年，石经又自邺京载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后唐代魏征予以收聚石经，但得到的已经十不存一。由于“三体石经”的损毁，也就标志着《古文尚书》同样失传了。如丁鼎先生所称：“由于西晋永嘉之乱，朝廷从汉、魏中秘所接受的文物典籍大都毁于战火，今古文《尚书》也散亡殆尽，连曹魏刻立的三体石经也毁坏了。”[ 丁鼎 《伪“古文尚书”案平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10年 第2期]刘起釪先生亦称：“东晋在永嘉之乱西晋倾覆之后，逃到南方匆匆建立起来，文物沧丧，今文、古文《尚书》都散失了。”[ 刘起釪《尚书源流及传本》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7年出版 第49页]

（6）梅献孔传《古文尚书》

自永嘉之乱后，王室倾覆，文物沦丧，众家之书并灭，今文、古文《尚书》也都散失了，东晋建立后，为了继续维持以儒家治国的政治方针，就必须恢复儒家经籍，故而下令求书，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称：“永嘉之乱，众家之书并亡，而古文孔传始兴。”又说：“江左中兴，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奏上孔传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在《隋书·经籍志》中亦有相应的记载，也就是说司马氏逃到江南建立东晋后，豫章太守梅赜向东晋元帝献出一部自称是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梅赜自称，这部《古文尚书》是魏末晋初的著名经学家郑冲所传授，郑冲传授给扶风人苏愉，苏愉传授给天水人梁柳，梁柳传授给城阳人臧曹，臧曹传授给梅赜。后世称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为梅本《古文尚书》或孔传《古文尚书》，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尚书》文本了。其书总共五十八篇，其中包括与西汉《今文尚书》基本相同的二十八篇，但把它析为三十三篇，分《尧典》下半为《舜典》，分《皋陶谟》下半为《益稷》，分《顾命》下半为《康王之诰》，分《盘庚》为上中下三篇，这三十三篇与今文基本相同，但又比伏生所传的今文多二十五篇。

由于当时典籍的缺失，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自然人人宝爱，于是很快便在东晋元帝时被立为官学，这部古文《尚书》据《经典释文》记载缺《舜典》一篇，于是取王肃注《尧典》从“慎徽五典”以下，分为《舜典》篇以续之。据唐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载：“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始以《孔传》奏上，而缺《舜典》一篇，乃取肃之《尧典》，从‘慎徽’以下分为《舜典》以续之。自是欧阳、大小夏侯家等学，马融、郑玄、王肃诸注废，而古文《孔传》独行，列于学宫，永为世范。”由于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缺失了《舜典》一篇，于是将《尧典》一分为二，将后半部分称为《舜典》，但到了隋开皇年间，在购求遗典的时候，吴兴姚方兴寻得《舜典》，将其献上，据孔颖达《尚书正义·舜典》疏：“至齐萧鸾建武四年，吴兴姚方兴于大航头得《孔氏传》古文《舜典》，亦类太康中书。乃表上之，事未施，方兴以罪致戮。至隋开皇初购求遗典，始得之。”

后来隋代经学家刘炫、刘焯即根据这部《孔传》作《尚书述议》，于是这部孔传《古文尚书》也就在全国推行起来了，到唐代时，孔颖达等奉太宗旨为“五经”作正义，其中“书经”即以梅赜所献五十八篇《孔传古文尚书》为底本，而成《尚书作正义》。成书后于唐高宗时颁行天下，每年明经即依此考试，梅献伪《孔传古文尚书》遂成为官定《古文尚书》标准版本。

梅献《孔传尚书》从东晋到唐无人疑其伪，到了宋代梅本《尚书》遭到怀疑，首先提出质疑的是南宋吴棫，他在《书裨传》中指出这部《古文尚书》中与伏生《今文尚书》相同的 33 篇文辞古奥，很难读懂；而比《今文尚书》多出的 25 篇则文从字顺，很容易理解。因此他对这 25 篇《古文尚书》的真实性提出怀疑。[ 吴棫所著《书裨传》今已不传 其说见于梅鷟《尚书考异》卷 1 《古文二十五篇》所引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87年 ]后来朱熹也开始疑孔安国《书》是假书，后来不断有学者提出质疑，如蔡沈、洪迈、晁公武、赵汝谈、陈振孙、杨炎正、蔡傅、王应鳞、王柏、金履祥等。一开始人们还只是从文字着眼来分析文本，因为古文的文字明白浅易，而今文的文字则艰深古奥，后来经明、清两代学者，特别是清代大儒阎若璩的努力，考证出古文作伪的痕迹与证据，对孔传《古文尚书》进行了全面的辨伪工作，撰成《尚书古文疏证》，认定这部孔传《古文尚书》中与汉初伏生所传《今文尚书》内容相同的33篇实际上就是从《今文尚书》抄录而来，而比《今文尚书》多出来的25篇，就是把一些先秦古书中所引用的《尚书》语句辑录起来，联缀而成，使梅献《孔传尚书》之伪形成定论。

直到上世纪末，随着郭店战国楚墓竹简的出土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问世，人们对这部《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才有了更新的认识，并经过专家认证，这批清华简中有失传多年的真正《尚书》。在充分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以清华简《尹诰》《傅说之命》《厚父》《成人》等“书”类文献与《古文尚书》相关篇目进行多方面综合比对，并结合传世文献辅证，可以充分展现出《古文尚书》的作伪痕迹，从而证实了现今所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系“伪书”。而在第一批公布的清华简中有《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篇，其内容与传世本《尚书·金縢》大致相合，应是《金縢篇》的战国写本。[ 《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壹）》 下册 中西书局 2010年出版 第157页 ]《尚书·金縢》是属于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之中的，古人以《今文尚书》诘屈聱牙，而《古文尚书》文从字顺，依此作为判断真伪的参照，认为《金縢》篇语意晓畅，于是怀疑它是伪书。但清华简《金縢》的面世，即平息了此篇的疑虑，说明从文字着眼来分析文本，从而证明古籍真伪的方法是不可取的，也充分证明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当属真实。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今天本《尚书》五十八篇当中，只有三十三篇（即伏生所传二十八篇）当是真正的《书经》，而剩余的二十五篇，当属于后人伪造，则不当称“经”。《书经》考释，是十三经质疑中最为复杂的，因为梅本《尚书》自孔颖达作正义，唐高宗时将之颁行天下，一直被视为正统《书经》，但随着出土文献的出现，二十五篇被确认为伪，那么对待这二十五篇的态度，就不得不加以改变。如果对“经”的界定，是以孔子所编订的六经才能称之为“经”，那么伪《古文尚书》这二十五篇则不能称之为“经”，而若以皇帝表彰并颁定天下，作为为“经”标准，那么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则又可归于“经”，是以对这二十五篇的态度，取决于对“经”的界定。个人以为，六经皆孔子所亲定，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虽得皇帝表彰并颁定天下，但终非圣人所亲定，故不当与今文二十八篇并列，但伪《古文尚书》汇集了从先秦诸书直到魏晋诸书，八百年间古书所称引原本《尚书》的许多内容，其价值非常，亦不能完全否定其价值，是以今文二十八篇当列为“正经”而古文二十五篇可列为“辅经”以作分别。

注释：

1 清 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年出版 第47页

2 王念孙《读书杂志》中国书店 1985年出版 第83页

3 刘起釪《尚书学史》中华书局 1989年出版 第7页

4 周秉钧《白话尚书》岳麓书社 1990年出版 第1页

5 引自 周秉钧《白话尚书》岳麓书社 1990年出版 第1-2页

6 刘起釪《尚书学史》中华书局 1989年出版 第12页

7 刘起釪《尚书学史》中华书局 1989年出版 第12页

8 黄开国 《简论伏生与“大传”》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0年第2期

9 李辉《尚书史话》 文化研究 2009年6月

10 刘起釪《尚书学史》中华书局 1989年出版 第129页

11 李荣陛《尚书考》卷一 《续四库全书》45 册 第575页

12 张鑫《“尚书”概说》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 2001年 第1期

13 丁鼎 《伪“古文尚书”案平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10年 第2期

14 蒋国善《尚书综述·汉魏石经的刊立和历劫》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第373页

15 李辉《尚书史话》 文化研究 2009年6月

16 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卷一

17 丁鼎 《伪“古文尚书”案平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10年 第2期

18 刘起釪《尚书源流及传本》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7年出版 第49页

19 吴棫所著《书裨传》今已不传 其说见于梅鷟《尚书考异》卷 1 《古文二十五篇》

20 引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87年

21 《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壹）》 下册 中西书局 2010年出版 第157页

作者简介：张浩然，字清正、号述堂。1991年生于蜀中营山县，幼承庭训，少游益州，学宗宋明，业好诗文，现任“鸿渐书院”山长，有《清正诗稿》《文言入室》《孔子家语义疏》付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