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电报技术进入晚清政府文书传递系统后，极大提高了官方信息传递效率。由于电报通信中易出现泄漏问题，保密就至为重要。晚清政府电报文书保密经历了一个逐步加强的过程。19世纪末，清政府电报保密措施较为简单，致使密电时有泄漏。庚子事变中，一些官员通过阅看密电操纵信息传播，对清廷权力构成巨大挑战。新政前期，清政府采取改变电报局管理、缩短密码本更换周期等措施，以期提高通信安全，加强统治权力，只是成效有限。官电仍被频繁泄漏于外国人、报馆等。1908年后，清政府虽然不断强化保密能力，但是由于内部人员腐败，仍未能解决密电泄漏问题。清政府试图从管控信息传播角度重建一个强有力中央集权政府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清末，电报技术从西方传入中国后，清政府逐步接纳并利用这一技术传递紧要文书。这一新技术在提高通信效率的同时，也会导致政府信息的外泄。目前关于晚清政府电报文书保密与泄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19世纪末，较少涉及新政时期的情况，且多侧重于电报保密措施的探讨，对电报泄密问题关注不够[1]。本文通过挖掘相关史料，拟详细探究晚清政府电报文书保密及泄密历史，进而展现清末官方电报保密措施的演变、效果及对晚清权力格局产生的影响。

中文电码本运用与清政府电报文书保密

电报技术传递信息，是“通过点、划和中间的停顿，可以让每个字母、数字和标点符号彼此独立地发送出去”[2]。这个由点、划和空格组成的编码，即为世界通用的莫尔斯电码。因汉字各不相同，无法用莫尔斯码直接表示每个汉字。在中文电码本出现以前，国人使用电报通信只能先将中文译成外文，再行传递，费时费力。为推动电报业务在中国的展开，1872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出版了中文电码书《电报新书》[3]。该书用四个数字代表一个汉字，以解决莫尔斯码与汉字转换问题。

光绪初年，驻外使臣开始与北京往来通电，电报可经丹麦大北电报公司、英国大东电报公司海底电缆传到上海，或由俄国电报线传至恰克图，再通过驿递、邮寄等方式送至北京[4]。他们用的电码书是由出使随员张德彝编纂的《电信新法》[5]。为保密电文，有的公使会使用“加减法”[6]。1878年，驻英公使曾纪泽就“与译署别制一书，为相约加减之法，以通密件”[7]。

1881年底，津沪陆路电报线建成，让国内官员可以使用电报通信。对于电报保密，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奏折中称：“如传秘密要事，另立暗号，即经理电线者亦不能知，断无漏泄之虑。”[8]1882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文简称总署)给署理两广总督曾国荃寄去《电信新法》及曾纪泽所拟“密电加减法”,让他以后与曾纪泽互通电报时，按此法传递[9]。1883年，两广总督张树声致函总署：“接管卷内，沅浦(曾国荃)制军曾商奉钧署复准粤省密电,仍照劼刚(曾纪泽)星使按年月加减码数之法，而改用电报新编码数.惟电信新法循用日久，可免舛错。”以后“往来密电，拟请照劼刚加减之法，仍用电信新法码数”[10]。此时清政府还未将《电信新法》定为官用本，也会使用中国电报局编印的《电报新编》。曾纪泽所拟“密电加减法”是按年月数进行加减，年月不同，加减数字各异,有一定变化性，相较于约定固定数字加减，保密性更强些。《电报新编》是社会上通用的电码书，用来传递官电，更易导致泄漏。之后，清政府才将《电信新法》定为官方通用的电码本,“加减法”为主要的加密方法。

中法战争后，随着电报线路继续扩展，电报在清政府公文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1888年，鉴于《电信新法》所收字码简略，总署又“重加添减”,刊刻新本,颁给南北洋大臣、各省督抚将军、驻外使臣等官员使用，并强调此书“为发递官报起见，理宜稍为秘密,勿令外间翻刻流传”[11]。驻美公使张荫桓收到新版《电信新法》后，写道：“总署修辑电信新法，咨送两本，微有增易，属以密存。”[12]可见1888年版《电信新法》是在前版基础上略有增改，没有大的变化。1890年，总署又将1888年版《电信新法》“重加厘定，较前简便”，颁行应用[13]。此本仍是在前版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除使用总署所颁电码书及通过“加减法”保密电文外，一些保密意识较强的官员会自编密码本，用于特定领域通信。1886年，办理中越界务的李兴锐编制密电本，“先以红字编排号码，约八千”。此本“预备将来洋务之用”[14]。1890年，出使俄德奥和大臣许景澄致函总署总办：“电信新法四本，业已收到。将来到洋后，如有密电，拟仍用上次写本码簿。”[15]这个“写本码簿”是许景澄与总署间用来传递密电的专用密码本。

1893年，总署曾颁发过只在出使大臣处使用的“印有红字目”的密码电本，应即是两年后颁行通用的“密红”电码本[16]。这个新电码本最初颁行范围小，使用者也很少。甲午战争时期，1890年版《电信新法》是清政府使用的主要电码本。身处前线或重要职位的军政官员使用了专门新编的密码本，以保证战时通信安全。1894年，津海关道盛宣怀致函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转告李鸿章札饬：“各军营局所,不准以明码电报论叙军情,以免泄漏。”同时送上一册名为“行军密电”的密码本,告以发电给李鸿章等人,可用此密本[17]。

1895年，总署才向各省督抚将军等官员颁发“红字电信新法”，即“密红本”[18]。这个密码本虽是新颁，却已在小范围内使用两年多。1896年，前往俄国谈判《中俄密约》的李鸿章并不认可“密红本”的保密性，又另编密码本，供他与北京往来密电时使用[19]。李鸿章到俄国后，与北京通电，“皆用一种特殊的密码，而由军机大臣亲自翻译，不像普通电报,皆由军机章京所翻译者，更足见交涉时的秘密。”[20]这个特殊密码应是李鸿章另编的新密码本。密电码由参与此事的大臣亲自翻译，也出自李鸿章建议。他曾致电总署，提出密电“可否由堂亲译，免传播。俄虑英、倭，疑忌探听”[21]。时任军机大臣的翁同龢日后也有提到亲译密电一事：“李相(李鸿章)既行，其密电本交张樵野(张荫桓)，而往来电信则专付余与张译递，盖谕令如是，而同人颇疑为专擅，其实余岂乐办此等事者哉，电皆余手写进呈。”[22]此次保密工作做的很好，中俄谈判密约消息没有外泄[23]。之所以如此，有以下原因：第一，李鸿章与总署往来密电使用了最新编订的专用密码本;第二，密电码由参与此事的大臣亲自翻译;第三，中俄电报线已在珲春、海兰泡两处接通，李鸿章发电北京，可选择由中俄电报线传递，不必经过第三国线路，这样其他国家就很难获取电码稿[24]。没有电码稿，英、日即便掌握了破译技术，也无从破译密电。只不过此次保密措施如使用新编密电本、大臣亲译密电，是在李鸿章建议下，为《中俄密约》谈判信息保密而采取的临时性办法，未对日后清政府电报保密产生大的影响。

1897年，总署颁行“密新”电码本，并要求各督抚等官员：“如有机密事件，即按此本原码，加减若干，应由贵处酌定，仍先行知照本署存案。[25]这次总署还特意提出用“加减法”加密机密电文，体现出保密意识的提高。驻英公使罗丰禄、江苏粮道陆元鼎提出了不同的加减办法[26]。直隶总督王文韶、广州将军保年则另编新电码本寄送总署使用[27]。

1899年，总署鉴于“密新本”使用时间较长，容易泄密，又新编密码电本，以该年干支纪年，定名“已亥本”，颁发相关官员使用，同时提出：“嗣后凡发紧要之电，均于电首添用亥字，俾易查译。”[28]同年，总署还制定了颁发密电本的新规：

自光绪二十五年七月起，每届数月，将电本另换暗码，第一次名曰“宇字密”密本，按期咨送。嗣后凡有紧要之电，即用此本译发，并于电首加用“宇”字，俾易检查。其余寻常事件，仍用前发之“已亥本”，以示区别。至此本须格外慎密，除于收到时即行电复外，务希严密收藏，不得稍有宣泄。一俟后次新本寄到，即将前次电本咨送本衙门查销。[29]

相比于之前的电报保密办法，该规章的颁行使清政府电报保密措施得到很大改进：第一，密码本更换周期进一步缩短;第二，规范了密码本命名;第三，统一了密电标识;第四，对旧密码本实行缴销。只是后因发生庚子事变，“每届数月”更换密码本等规定未能执行下去。

加强电报局管理也是防止密电泄漏的重要环节。1881年，李鸿章批谕电报局：“如有泄漏电报之事，将其人革出，交县管押半年，然后递解回籍，以昭炯戒。”[30]1882年，中国电报局从官办改为官督商办，由盛宣怀实际负责管理[31]。中国电报商局颁行的《报房章程》中也规定：“官、商各报不准泄漏，以昭慎重。一应外杂人等，不准擅入报房久坐长谈，以免嘈杂而防泄漏。”[32]在特殊时期，清政府还会严令各电报局加强电码底稿的保管。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就“严饬各局，将底稿码号格外缜密收藏，倘有漏泄，惟该局员是问”[33]。

甲午战后，官督商办的中国电报局传递官电，受到一些官员质疑。1895年，山东巡抚李秉衡奏称：电报局为“喉舌之地，久令奸人把持，万一事生肘腋，而内外电报复有窜易泄搁弊”，请求撤换督办盛宣怀，“另派廉正忠实大员总司其事”[34]。在军机大臣翁同龢、直隶总督王文韶帮助下，盛宣怀顺利度过这次危机，继续掌管电报局[35]。

1898年，总署“因收发电报繁要，向来电局安设署外，诚恐迟延泄漏”，将设于内城东南角的内城电报局移入署内[36]。该年，直隶按察使廷雍曾面奏：总署收发电报，“悉经商局转电，遇有紧要事件，恐不免贻误事机。虽系密码，日久亦难免泄漏，请于京城设立官局电线，径达北洋电报总局。”直隶总督裕禄复奏认为：“京、外各衙门来往官报，均有密码，电局员司无从揣测。如虑日久泄漏，只须将密码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随时编改，密发各省更换，即足以昭慎密”，在北京设官电局“似可毋庸议办”[37]。庚子事变前，清政府对商电局传递官电还是信任的。

官电信息泄露与权力格局变化

清政府使用电报通信之初，因电码本更换周期长，加密方式简单，致使官电保密性不强。1882年，朝鲜爆发“壬午兵变”后，日本工部省电信局长石井忠亮利用驻日公使黎庶昌发电后在日本电信局留下的电码底稿，破译了黎庶昌与署理北洋大臣张树声间以《电报新编》为电码书，用“加减法”加密的往来电报[38]。1886年，两广总督张之洞致电福建布政使张梦元：“捐事望速电示，随意加密码，敝处皆能译读。”[39]可见，“加减法”比较容易破译。甲午战争前夕，日方依据以前获取的清政府电码本，再利用驻日公使汪凤藻发电后留下的电码底稿，又破译了清政府最新使用的“密红本”电码书[40]。李鸿章到马关议和时虽带有好几种密码本，然与总署往来电报多是用的已遭破译的“密红本”[41]。这些电报都要经由马关邮便电信局收发，使得日本可获得李鸿章收发电报的电码底稿。由于掌握了密电破译技术，又拿到了电码稿，日本就能破译中方密电。

电报文书在清政府内部的泄漏也时有发生。1895年，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幕僚梁敦彦致电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帅谕，台湾唐抚台初二日有电奏一件，约初二晚或初三早过沪，望转告沪局速查此电，转来宁一阅。”[42]当时，从台湾发往北京的电报，都要在上海中转，会在上海电报局留下电码稿。拿到电码稿后，张之洞就可用总署颁发的电码本，直接译出台湾巡抚唐景崧电奏。这时，张之洞正致力于反割台事宜，因而会采取非常手段调阅唐景崧电奏。

甲午战后，失势居京的李鸿章在担任总署大臣前，因信息来源较少，要求北京电报局向其抄送密电。根据规章，电报局不能将电报，尤其是官电私自抄送给其他人。不过，北京电报局总办冯斆高还是遵照办理。当总署传出电报泄漏的风声后，冯斆高密禀盛宣怀，请暂停抄送电报。于是，盛宣怀密电李鸿章：“据京局密禀，抄送署电，署有风声，求暂止，应如何择要抄送，总期勿泄为妙。”[43]李鸿章表示：“在署机密多预闻，欲早得信”，仍要求抄送[44]。冯斆高担心出事，再请盛宣怀向李解释。随后，盛宣怀向李鸿章建言：“电报不准漏泄章程，系中堂与○○(盛宣怀自称，下同)所定，未可自我定之，自我坏之。长安耳目众多，搜寻是此，尤属可虑。且恐所碍于局员者小，碍于中堂及○○者大也。”[45]经盛宣怀一再解释，李鸿章只得同意停抄密电。当时，总署与外间往来电报，用的主要是总署颁行的电码本。李鸿章也有总署颁行的电码本。因而其拿到北京电报局抄送的密电码后，就能顺利译出密电。

张之洞、李鸿章阅看京内外往来密电，能够与清政府同时，甚至较之提前看到电文，虽然不如密电泄漏给外国人的危害大，但是对依靠文书运转进行日常治理的清政府权力构成了挑战。其实在此之前就有官员认识到电报通信进入公文传递系统后带来的弊端。1890年，吏科给事中余联沅奏称：“机密重大之军情，与其以电致而人皆知之，不若仍由六百里加紧之为妥，而亦不至于迟也。”又称：“我朝定例，督抚所奏与言官封事，夕递而朝上，不数时而即呈御览，无不取决于圣裁。乃自有电报，闻军机大臣先阅之，遂得以意为可否，其可者则递上，其否者则不递，是不独启专擅之渐而先有壅蔽之虞。”建议以后“遇有电报，事无巨细，宜一律进呈御览，毋得以私见而自定去取。”并指出：“至于改字改句而百弊丛生者，又不知凡几。”[46]用六百里驿递紧要文书，虽在保密性方面占有优势，但在通信效率、成本方面则要远逊电报通信，也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

清代自实行奏折制度后，皇帝与大臣间实现了机密信息的直接传递，进一步加强了君主专制统治权力。电报文书的使用突破了以往奏折文书直达御前的模式。督抚等官员发往北京的电奏及其他电报到达总署后，先由总署将电码译成中文，再由总署代奏或军机大臣递上，皇帝才能看到。在这一过程中，译电者、代奏者等人都能看到电文内容。电报文书几经转手，就易于出现泄漏、改窜、压搁等问题。相较于直达御前的奏折文书，电报文书的使用导致官方信息沟通方式发生重要变化，无疑会弱化皇权。清政府为追求紧要信息的迅速传递，不得不在保密性方面有所放宽。加之，其时清政府使用电报文书未久，相关负面作用尚未显现。故余联沅建议未能引起清政府重视。

庚子年间，中东部省份电报线路主要属于官督商办的中国电报局。督办盛宣怀得以利用其掌控的电报通信系统，管控京城与外界往来电报信息传播。如盛宣怀电令各电局：“保定来廿六等日明旨二道，奉督抚电谕暂勿宣泄，致碍东南大局，望严饬司领秘密为要。”[47]盛电中提到的五月二十六等日明旨，为招集义和团、对外宣战等谕旨[48]。这些谕旨一旦传播开来，将会影响正在进行的“东南互保”。之后，盛宣怀又电令保定电报局：“以后上谕及荣相等各电，均用密码电弟，再转各处。”[49]这样，他就能对北京发出的电报进行筛选，控制可能引起局势恶化信息的传播。当时，驻外公使与北京往来电报，需经上海电报局中转，东南诸督抚得以先阅电文，再决定是否将电文转往北京。如六月初五日，驻德公使吕海寰致电总署、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转来德国外交部指责清政府违背公法，攻击西人及称赞各督抚保护外人的电报[50]。刘坤一认为：“吕电只可分转各处，未可转总署。”[51]张之洞十分赞同，表示此电“万不可转总署，必干朝廷震怒，且东南大局更将决裂”[52]。在刘、张二督操纵下，吕海寰电报只转给了相关督抚，而未转往北京[53]。东南督抚及盛宣怀等人正是掌握了控制官电信息传播的权力，才能顺利实行“东南互保”，与清廷形成对抗局面，深刻影响了庚子年的局势。这期间，张之洞、刘坤一等督抚权力得到进一步扩张，为他们在日后的新政改革中扮演重要角色积累了政治资本。操纵官电信息传播的实际执行者盛宣怀，遭到清政府疑忌，事后不仅未能在仕途上有重要进展，而且连原本的电报局督办等职务也遭到剥夺。

新政前期清政府改进电报保密措施

清末新政开启后，官电传递日益频繁。为确保信息安全，清政府开始重新加强电报文书的保密。1902年，外务部向各督抚将军等官员颁发了新编的“洪字本”密码本，同时规定“宙字本”用作传递通常事务，“己亥本”封储不用[54]。对电报局管理体制，清政府也进行了改革。1902年底，清政府谕令直隶总督袁世凯、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筹商收回电报商局[55]。据袁世凯说法：“此次收电上谕，重在漏泄迟延四字”，是张之洞当面向其所言，且由张“为宫枢言之”[56]。张之洞也认为：“电局大弊，压搁漏泄，由于权归一人，局外无从过问，安危利害，听商操纵。”[57]由于电报股商的反对，清政府将电报局完全国有化的目的未能实现，“原有商股不愿领回者，均准照旧合股”[58]。随后，清政府特设电政大臣，让袁世凯兼任督办电政大臣，取代盛宣怀，主管电政事务[59]。此次电报局领导层变动，袁世凯成为最大赢家。

新政前期，电报局管理其实仍是“权归一人”，外务部更换密电本周期又较长。一些报馆为获取重要新闻，会采取非常手段。正如有研究者指出：“光绪末期，蓬勃发展的报馆数量激增，互争最新的新闻，为获取秘密信息而情愿贿赂电报员。”[60]如此一来，就导致清政府密电泄漏情况更为严重。在“苏报案”中，“《中外日报》甚至将朝廷要查办爱国学社的消息刊登出来，朝廷的密旨已经毫无保密性可言”[61]。该密旨是清廷发给沿海沿江各省督抚，查办爱国学社的电旨[62]。数日后，《中外日报》就刊登了这份电旨[63]。这份本应保密的谕旨，就这样被披露出来。

当时不仅清廷密电屡遭泄漏，地方官员、驻外使臣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两江总督署“每有紧要公文，或由他处递至省垣，或由省垣发往他处，官场中方极秘密，而沪上各日报辄已照录宣扬”。一次南、北洋大臣“秘密往还之电，甫交官电报局，即于次日刊入某日报中”，该电报局总办认为“必局中人与报馆串通”，因而将相关员司一律开除[64]。1906年，驻美公使梁诚致函外务部尚书瞿鸿禨称：各国外交函件，“其应从秘密者，不得泄漏，从不闻有一电一函登载报纸，或竟被外国驻使探访侦购者”[65]。梁诚应是遇到了外交函电泄漏问题，才会提供其他国家管理外交文书的情况，以冀外务部保密那些不应公开的函电文件。

针对官电频遭泄漏问题，清政府改进了保密措施。如负责编订官方通用密码本的外务部缩短了密码本颁行周期。1904年，外务部颁发“辰字本”[66],规定“辰电本非机密事不用，寻常事件仍用洪本”[67]。1905年，外务部决定以后“遇有外省紧要密电，应另加暗号。俟电到部，即时禀明各堂，当面翻译，并将底稿存堂收贮”[68]。同年，外务部又酌改“辰字本”电码，将电码本中数字“一作九，二作八，三作七，四作六，六作四，七作三，八作二，九作一，逢五逢十不改，是为合十法”，其余要电仍用“辰字本”原码[69]。此次外务部对“辰字本”原码的改编，相当于启用了一套新密码。1906年，直隶总督袁世凯致电外务部：“今奉函谕，并颁东字密码一册，谨收用。”[70]该密码本未见广为颁行，应是外务部在小范围内颁行的。到该年九月，外务部颁发了新的密码本“午字本”[71]。1907年，外务部“拟定密码，函致各省存储，一遇重要事务即以密码寄京，俾个中人不悉所为何事，方足以昭慎重”[72]。外务部此次颁给各省督抚等官员的密码本，应是名为“专密本”的电码本，用来传递机密紧要电报[73]。从“洪字本”到“辰字本”，中间相隔1年零8个月左右。自1904年“辰字本”开始，1905年有“辰字本”改编本，1906年有“东字密码”、“午字本”，到1907年的“专密本”，外务部密码电本颁行间隔进一步缩短，而非一些研究者认为的1895－1908年或1897年以后形成“两年一换”的制度[74]。外务部颁发这些密码本时，多是有重要事情发生。如“辰字本”颁行时为日俄战争爆发不久，“辰字本”改编本的推出是为应对日俄议和，“午字本”颁发时正值丙午官制改革的重要时期。

一些使用电报较频繁的中央部门开始自编密码本或在署内设置电报收发机器。如1906年，商部编订电报密码，颁给各省矿务、商务议员使用[75]。户部也自行编印密码电本，发给外省官员使用[76]。之后，户部又“重定密码电报本，令书手精工缮写，发工石印，精装成册，分备各司应用”[77]。该年，户部还在署内安设电报机器，“遇有要件，可与各省直接筹商，不必再由外务部代达”[78]。据称：“户部自安设电线后，甚为秘密。”[79]以往清政府中央部门使用电码本及收发电报，都依赖总署及其后的外务部。这时，一些中央机构通过自编电码书或设置电报收发机器，减少了对外务部密码本及其电报局的依赖，也有利于电报保密。

作为电政主管者，1906年，督办电政大臣袁世凯通饬各电报局不得泄漏密电：“密码电报关系紧要，近来各省密电多为报馆登出，殊属不成事体。嗣后务慎严转递，不得稍有泄漏，致干重咎。”[80]同年，袁世凯又令上海电报总局拟订预防电报泄漏章程及惩处办法[81]。邮传部成立后，又重加厘定该项规章，通饬各电报局遵行[82]。

防不胜防的密电泄漏——高尔嘉盗卖官电案

1908年前，为应对密电泄漏问题，清政府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事实证明，这些举措成效有限。在清政府加强官电保密的1906年，一个持续盗卖清政府电报的团伙也悄然登场。直到1908年初，步军统领衙门抓获了相关案犯，供出主谋为候选道高尔嘉、民政部五品警官钟镛[83]。诸案犯的供词揭开了该案内幕。

此案主犯高尔嘉供称：他本不认识供职于北京电报局的电报学生顾埙，“因钟镛认伊为戚，始经识面”。顾埙曾向他“屡求荐事”。1906年，俄国驻华公使璞科第(D.D.Pokotilov)讬其推荐一名书记，他便带着顾埙来到俄使馆，未见到璞科第，翻译柯理索福(Kolessoff)约于次日见璞。高称次日有事，未陪顾去。之后，他询问柯理索福给顾埙的报酬，柯称约500洋元。听闻该数目，高自称十分骇异。柯则表示：“顾如此索，恐璞使未能允。”后询问璞科第，璞答以给50洋元。他认为此数不实，仔细究问。璞很不悦地回复道：“尔虽系原荐人，至薪水之多寡，只要本人愿意，尔何必过于追求。”高又去询问顾埙，顾初不肯直言，经追问，“始知系私偷电报，每月由俄署出费五百，后减成三百。顾允每月送我百圆，作为酬谢。”并且“此银我并未过手，皆由钟镛收存，作为饭食日用等。至去年八月钟迁居，顾始将此款逐月送来。”高尔嘉还供出其胞兄高尔伊向日本驻华公使馆抄送电报的事情。1907年初，高尔伊带着顾埙等人到日使馆，约定每月给300洋元，随后日方即不要电报[84]。依照供词，高尔嘉只是受璞科第委讬，推荐顾埙到俄使馆充当书记，起初并不知道偷抄电报之事，很晚才拿到钱款。

钟镛供称：1906年10月，“有我妻兄高尔嘉并陶恩洪、顾埙，我们商量偷钞中国电报给俄国使馆柯姓送去。高尔嘉带著顾埙面见俄国洋人柯姓，言定每月洋圆三百块，给我洋圆五十块”。在钟镛供述中，还有他向上海《新闻报》《时报》提供所窃清政府电报的事情：“我转给上海新闻报馆经理人汪汉溪，并时报馆经理人狄平子，用电各送一分。”汪汉溪每月给其纹银100两，洋元30元。狄楚青每月给他洋元154.6元[85]。钟镛供词指出高尔嘉主动参与了盗卖官电，并由他带顾埙见柯理索福，议定报酬金额。这显然不同于高的供词。钟的供词中没有向日本使馆抄送电报的内容。

顾埙为电报学生，在北京电报局打报。据其供称：1906年10月，他与高尔嘉到俄使馆见柯理索福。然后，高尔嘉、钟镛约他及其表兄陶恩洪“给俄国馆洋人柯姓偷著翻写中国电报，如有事故，均有候补道高尔嘉并钟镛承管”。高尔嘉每月从俄使馆领取洋元，给他70洋元，给陶恩洪50洋元。他又找朱茂盛从北京电报局偷出电报号码纸条。陶恩洪负责翻译电码。他再将译好的电报给柯理索福送去。向日本使馆送电报事情，顾埙供称：“上年正月间，有高尔嘉、高尔伊、陶恩洪，我们商量偷钞电报给日本人高尾送去。”高尔伊带陶恩洪面见日使馆翻译高尾亨，言定月给300洋元，他分得40洋元，后即停送[86]。陶恩洪供词与顾埙供词基本相同，不再赘述[87]。顾、陶都供称高尔嘉主动参与了向俄使馆抄送电报，与钟镛供词相同。他们二人供词中涉及向日使馆抄送电报的人中有高尔嘉，没有钟镛，钟镛应确实没有参与此事。向《新闻报》《时报》提供清政府电报，仅钟镛供词中有，应是其个人行为。

朱茂盛为北京电报局听差。据其供称：顾埙约他从电报局拿出电码纸条，“每遇来电后，有这侯三(侯锦云)由电报局内机器房小楼上偷出号码纸条，交给我。我随拏走转交顾埙并陶恩洪。他们手内钞写后，我仍将纸条送回”。每月得20洋元，分一半给侯锦云[88]。侯锦云为北京电报局佣工，负责偷取电码纸条，每月得10洋元[89]。

比较诸人供词，可知高尔嘉隐瞒、歪曲了他主导盗卖官电的事实。该案真相应是高尔嘉、钟镛勾结北京电报局职员、佣工等人，偷窃、翻译官电，提供给俄使馆。同时，高尔嘉还与其胞兄高尔伊策划了向日本使馆抄送电报一事。该案牵涉的璞科第，在华颇为活跃，庚子议和时，就曾试图用重金贿赂李鸿章侄婿徐厚祥，以获取密电[90]。高尾亨时任日本驻华公使馆翻译官，在华搜集情报也是其任务之一[91]。清末，不少在华外国人会利用各种手段收集情报，购取清政府密电当属其中的一种手段。钟镛供称向上海《新闻报》《时报》提供窃译的清政府电报，其实就是兼充了两报驻京访员。

至于弄到密码本途径及破译密电办法，据陶恩洪供称：“所照译之电本，有洪本、辰本，系钟镛在顺天府孙府尹处借来，有两天的工夫钞下来的。至于午本，只在报纸上照码翻对，尚未得其全文。”[92]顺天府孙府尹即孙宝琦。孙宝琦1902－1905年任驻法公使，1906年署理顺天府尹。因有担任驻法公使经历，孙宝琦有外务部颁发的密码本。钟镛与孙宝琦为浙江钱塘县同乡，关系密切。于是，钟镛从孙处借到“洪、辰”密码本，抄录下来。“午字本”是1906年外务部颁发的。这时孙宝琦已在顺天府尹任上，不在密电本颁发对象内。钟镛无法从孙宝琦那里获得“午字本”。为破译这个密码，他们采取的办法是用“午字本”所发电报的电码底稿，对照报纸上登出的电文，逐步掌握“午字本”破译方法。

这起密电泄漏案暴露出清政府在电报保密方面存在的问题：(一)电报局管理问题。晚清电报局管理实权长期不在中央部门，而是“权归一人”。尽管1903年初，清政府将电报局改为商股官办，但是电政管理实权握在督办电政大臣袁世凯手中，并未改变“权归一人”局面。邮传部成立初期，对电政管理松懈，加之电报商股及一些由督抚管辖的省办电报官局的存在，使其对“各省所设电报，虽有管理之名，究少管理之实”[93]。如此管理体制，让外界人士易于贿赂和勾结电报局人员，窃取密电。(二)密码本使用问题。密码本更换周期仍较长，且除一些保密意识较强的中央部门或地方官员会自编密码本，用于机密通信外，多数机构或官员仍依赖使用外务部密码本，导致密码本种类较为单一。该案中，陶恩洪仅凭几本外务部密码本，就能译出大量清政府与外界往来电报。一旦外务部密码本遭到外泄或破译，那些用外务部密码本译发的电报也就易于泄漏。清政府电报如此长时间遭到外泄，必然会对其内政外交造成不利影响，削弱统治权力。

高案后清政府强化电报文书保密及效果

盗卖官电案审理结束后，邮传部认为：“此次京局疏防，致滋弊混，亟应重申严诫，以儆将来。”[94]随后，邮传部饬令各电报局认真整顿电报延误、泄漏等弊端，北京电报局为“京中各衙门电报握要机关”，总办要力祛积弊，否则从严参办[95]。1908年，邮传部决定收赎所有电报商股，将电报局完全收归部办[96]。一年后，邮传部又恐“中外军国机密要电仍蹈前次高某擅抄电本，先行漏泄情弊”，通令各电局，严禁漏泄官、商电报[97]。1911年初，邮传部将各省官办电报线路收归部办[98]。至此，邮传部基本实现对国内电报局的统一管辖。相比于“权归一人”时期的电报局管理体制，由中央部门专管电报局，更加有利于防范局员泄漏电报。

1908年高案发生后，外务部随即向各省督抚、出使大臣等官员颁发了最新的密码本“申密本”，并告知“本部与各处所用电本，应行随时改换，以期慎密”[99]。该年十二月，外务部鉴于“前颁密电码，现已照用四阅月，亟宜逐加改换，以示慎重而裨事机”[100]。这时，外务部更换密码本周期显著缩短，一年内会多次改换，遇到重要交涉时，外务部会用专用密码传递要电。如1909年，赴澳门处理界务的交涉使高而谦特编名为“界密”的密码本三本，供其与外务部、两广总督往来通电使用[101]。1911年，为东三省、云南交涉要电保密需要，外务部尚书邹嘉来派参议速编两册密码电本，分交东三省总督和云贵总督使用[102]。频繁更换或改编密码本，编订各种专用密电本，成为这一时期外务部防范密电泄漏的重要手段。

除在密码本方面下功夫外，加强外务部电报稽查及相关人员管理也很重要。高案发生后，外务部尚书袁世凯称：“凡外务部机秘要公，尚未经办理者，外国则先有所闻。高尔嘉等虽经破案，难免无人效尤，日后电报公文之管理员，本大臣随时考查。”[103]清政府决定“嗣后外务部电报处所用曾受外国教育之少年，非有切实保人，一概不许充当斯职”[104]。

高案也引起诸位军机大臣对电报保密问题的高度重视，认为“密秘电码，应于每年更换数次，不拘时日”[105]。之后，军机大臣因“高、钟等人泄漏机密”，会议决定以后“密码电奏不可一律相同，以防外间宣泄，然日久难免疏漏，拟定每月一换”，并且以后拟将每日发往各省密电摘由，记录发电时刻，以便稽查[106]。1909年初，摄政王载沣与各军机大臣议定，以后“如有以密码奏陈事件者，应将原码缮呈，由王自行译阅。其密电枢垣者，应由各军机大臣轮次查译，不得假手译电生，致滋泄漏”[107]。事实上，由于密电甚多，军机大臣不可能全都亲自翻译，仍需借助译电员办理。于是，军机处在密电处增派两名章京，“督饬译电生译汉后，即交该章京封呈各堂，并将承译人员之衔名详细注明。如有泄漏，即惟该员是问”[108]。1909年底，军机处又改定新章，规定“凡系各军机往返密电，另由外部传唤译电生入内翻译，临时由值班章京监视，再于电格下分签名衔”，如发生密电泄漏，就问责于该章京和译电生[109]。1910年，军机处传唤外务部电报学生入内差遣。这些电报学生除翻译密电外，还负责改编军机密电码[110]。为防密电本寄送途中出现意外，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饬于颁行新电码时，由本处特派专员亲送各省查收，毋交邮驿寄发，致滋流弊”[111]。这时，军机处不仅强化电报稽查，自行翻译外来电报，严格约束译电人员，而且还改编或自订密码本，甚至会派专员递送密码本，电报保密手段大有提升。

其他一些中央部门为保密电报，也采取了相应举措。高案发生后，军机大臣决定在政务处会议时，让各部院堂官详议部院电报管理办法，因“各部院往复电文，均关紧要，每有窃盗售卖，不易觉察之弊”。各部院电报事务由“各该堂官详加慎选，择其老练清洁之司员，核其事务繁简，酌拣二、三员或数员不等，专司是事，以专责成”[112]。1909年，陆军部特编密电码，颁给各督抚及各军统制严密收存，用以拍发军事电报[113]。该年，度支部派驻各省的财政监理官在部会同财政处人员编订电报密码本，“专供各省监理官遇有秘密报告”[114]。度支部规定该密电码“嗣后按照三个月更换一次，以慎关防”[115]。1910年，军谘处另编密码本，封交各省，用于传递军政信息，并规定密电码“各边远省分半年一更，内地各省每季一更”[116]。这时，使用自编密电本的中央部门不断增加，密码更换周期进一步缩短。这样就有利于减少密电在传递过程中遭到窃译。

地方官员改进密电保密办法主要是编制专用密电本和增加密电本数量。1909年，四川总督赵尔丰向全省各局颁发“酉秘”电码本，遇到紧要公务，“随时电达，请示办理”[117]。1910年，两江总督张人骏札饬属下：“应亟另编密码电本，通发三省，以资译用而昭慎重。”[118]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时，编有特别密电码本，“分存枢垣与该督两处，并无副册”，该密码本是“为将来有关于紧要军政及交涉之问题，即用该电码往复商酌”[119]。在赵尔巽电稿中，存有一张秘电处所写“收到移交密本四十五种，计五十本”的纸条，并附有一份密码本清单[120]。在这些电码本中，有外务部颁发的“辰密、午密、申密”本。另有“靖密”本，据《靖密本通电处清单》，可知该密本使用范围为奉吉黑三省自省属机构到地方府州县的各官员[121]。出于保密需要，当时官场使用专门密码本的地方越来越多，以至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处所存电码本也越积越多，达到45种的规模。

受高案影响和保密电报文书的实际需要，清政府进一步加强了保密措施。在电报局管理方面，邮传部将电报局全部收归部辖，实现了统一管理，并严防电报局员及译电人员泄漏电报。在密码本编订及使用方面：(一)密码本更换周期进一步缩短，有的机构会一年数次更换;(二)使用自编密码电本的机构、官员更多，一般会使用数种甚至数十种密码电本。每一种新密码的启用，就相当于在收发电报当事人或机构间增加了一条新的电报传递渠道。随着密码本的更换或改编，这些通信渠道也会不断更新。各种密码本的大量使用，让清政府中央与地方，地方内部形成了更趋复杂的电报通信网。军机处及中央各部使用自编密码本及频繁改换密码，也改变了以往外务部垄断北京各部门与外界电报通信渠道的格局，有利于防范电报传递中遭到拥有同样密码本的官员窃看。即便有某密码本遭到破译，也不会导致密电信息大量和持续性地遭到泄漏。借助于多种密码本构筑的复杂电报通信网有助于提升官电信息安全性。

尽管如此，宣统年间，官电泄漏问题依然存在：一方面，清政府制定的保密措施多被报刊迅速公开，削弱了保密效果;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就是官方内部人员的泄漏。1909年，一封有关吉林对外交涉的密电为报纸所刊载。清廷发现后令吉林巡抚陈昭常查找泄漏原因。陈昭常解释称：“紧密要电系由民政司给商会阅看，以致漏泄，为报馆所登。”[122]此次密电泄漏是吉林民政司将电文给商会阅看所致，属于政府机关人员的不慎泄漏。翻看宣统年间报纸，仍能从中看到不少官方密电。如1910年《大公报》上会不时刊载官方密电。这些电报有的只有大意，有的则有具体内容，信息多来源于“内廷人”“政界人”“外务部人”等[123]。尤具讽刺的是，该年《大公报》刊出了一封陆军部尚书荫昌密电：“近两月来，我国陆军秘密政事竟多为各国所探悉，殊于军政前途大有关碍，应请转饬寿(寿勋)署尚书，嗣后务须倍加严秘，以重军政。”[124]这封关于保密军事信息的密电竟也被泄漏出来。

辛亥革命期间，《申报》《新闻报》因刊登汉阳失守的新闻电，报馆遭到革命者袭击。当时任职新闻报馆的张继斋日后回忆此事时称：“其实汉阳失守京电，系一军机处友人拍发，宣统二年余在北京，代为申报、新闻报延订者，决非造谣生事之人。”[125]为证明汉阳失守新闻电讯来源的权威性，张继斋披露了他于1910年在京聘订“军机处友人”充当申、新二报访员的秘密。相比于此前《新闻报》《时报》聘订的访员民政部五品警官钟镛，还需勾结北京电报局员窃取电码纸条，专研破译技术，才能获取密电内容，张继斋直接请军机处人员提供电文，更为迅捷，省去了窃取电码纸和破译的周折。这时，清政府内部人员已成为官电泄漏的重要源头。直到覆灭前夕，清政府仍未能有效解决电报文书信息频遭外泄问题。政府密电被报纸刊载，广为传播，无疑会对清政府统治权力持续构成威胁和挑战。

结语

政府文书信息的及时传递与沟通在历代王朝统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清代的奏折制度，实现了君臣间机密信息的直接传递，进一步强化了君主专制统治权力。电报技术进入文书传递系统后，极大提升了清政府文书传递效率，同时也改变了官方信息传播路径。不同于驿站、邮政等将密封文书直接送到收件者手中的通信方式，电报技术传递信息时，有汉字编码和译码手续，还会在收发及转递电报局内留下电码底稿。这就使得电报文书更易出现泄漏问题，并且还不易被察觉。清政府电报文书屡遭泄漏，导致官电信息传播路径往往出现多条，进而影响清末权力格局。一方面，皇帝不会亲译电报码，电奏及其他电报需经总署(后为外务部)或军机处代译呈上。这样枢臣就可先于皇帝看到电文内容，完全不同于奏折直达御前，由皇帝先批阅，再发交军机处的模式，导致了皇权弱化;另一方面，北京与外界往来电报会在途中遭到泄漏，为一些官员阅看，进而控制信息传播，造成了中央权力下移，最明显的就是“东南互保”。而官电信息屡遭外国人、报馆等窃取、刊载，尤其是被报纸广为传播后，更会削弱通过文书流转进行统治的清政府权力。

因此，要利用电报技术传递信息，就不得不注重保密问题。晚清时期主要处于有线电报通信时代，清政府电报基本都是通过电报线传递的。要破译有线电报，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从电报局拿到电码底稿;二是拥有密码电本或掌握破译技术。19世纪末，无论是在电报局管理，还是密码本编制及更换方面，清政府的做法都存在较大漏洞，导致密电保密性不高，泄漏情况时有发生。新政时期，随着密电泄漏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高案发生后，清政府更加注重电报保密问题，采取了一些应对办法，主要是缩短密码本更换周期，编制和使用多种密电本，将电报局逐步国有化，加强电报局职员管理等。这些举措都有助于提升电报文书保密性。只是官电泄漏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因一些保密措施被报刊迅速公布，又削弱了保密的可靠性。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清末官场腐败，一些政府人员为谋求利益，兼充报馆访员，将政府电报供给报馆。于是，那些“军机处友人”“内廷人”“政界人”等能接触到清政府密电的人员继续将密电泄漏给外界。有了官场中人的泄密，无论清政府如何提升和改进电报保密措施，都无法避免密电泄漏。

总体而言，清末最后几年，清政府保密官电的措施已大为进步，却仍无法很好地解决密电外泄问题。这让清政府试图从加强管控电报文书信息传播方面，来重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的愿望终难实现。晚清政府电报文书泄漏引起的信息传播路径变化及对晚清权力格局的影响，也可为审视清末权力格局变迁，提供以往研究关注较多的军事力量、官制改革等之外的新视角。

按：作者王东，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中国电信史、新闻传播史等。原文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