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接触日本人，是通过笔友，那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那时我们互相练习写作，我用中文，他用日文，文字里透着古典的趣味和微妙的陌生感。笔友曾提到一个在中国几乎鲜有人知的职业——修山，主要是维护山体防止滑坡、种树植被等工程，他说自己就是做这行的，收入稳定。彼时的中国普通家庭，买车顶多是捷达、夏利，条件稍好点也不过是桑塔纳2000，生活水平与日本相比，差距明显。

他对餐饮有自己的观察。他认为世界各国的顶级餐厅水平相差不大，但真正能代表一个国家饮食文化的，是普通大众平时光顾的街边饭馆。日本街头的小馆子各有特色，味道不难吃，卫生状况也令人安心。中餐在日本有时却显得不太理想，因为日本人对中餐的认知停留在青椒肉丝、回锅肉、麻婆豆腐、饺子这些固定菜式上，做法像套料包一样省事，但口味单一。后来沸腾鱼府开张，在当时日本属于顶级中餐的存在。日本餐饮在道的层面下足功夫，后厨多开放，拉面现做，每一碗流程标准一致，从不偷工减料。短期旅行可能觉得种类单一，但长期生活后，慢慢适应，反而能感受到其中讲究。

日本各地的特色美食，仍以炸鸡块、天妇罗、寿司为主，差别主要体现在食材上，比如鹿儿岛和宫崎的鸡肉口感不同。高档餐厅强调当季最新鲜的食材，小野二郎的店更是亲自到筑地市场挑选当天鱼货。我早年有幸到访，一顿饭花了2000人民币。老先生严肃，目不转睛地盯着食客，确保下一份寿司及时上桌。全程15分钟就得吃完，还要遵守规矩，芥末不能混入酱油，否则会被制止。这些细节背后，是文化的差异。寿司本是平民食物，因为没有冰箱、保鲜困难，原先用发酵鱼保存，后来加入醋饭和生鱼片，逐渐演化出如今的文化含义与规矩。

鳗鱼饭多用人工养殖，关东关西做法不同，开背还是拉背，烤法各异，地域间赋予不同意义。福岛的黄金桃酒、长野的味增、北海道札幌的味增拉面，都是因为气候寒冷、口味偏重，而东京则改为酱油拉面。蔡澜的日本美食书中，大部分讲食材，做法占比不多。留学日本必须打工，否则难以维持生活。找工作不易，主要因为语言不通。国内学了半年日语，以为够用，到日本才发现根本不够。第一次打电话找工作，一句没听懂就被挂掉。日本允许留学生在小店打工，但小店不稳定，老板随性，下雨可能因对雨神不敬就关门，而留学生的工作时间有限，排班极难。

日本的小店很多，前店后厂，楼上住人，开店审批和卫生要求类似国内，但房租低廉，很多开在小巷子里，依靠周边居民光顾。一个人做饭与在外就餐成本相近，但外面可以换花样，还免收拾，所以常在外用餐。我最早在邮局收垃圾，每天搬运40袋45L的大垃圾袋，沉重异常，运到楼下。工作几乎没人监督，全靠自觉。邮局大楼很大，几百人，月收入约15万日元，当时折合人民币一万元，仅够基本生活。后来转到一家50座位的连锁烧烤店，最忙的周末，全店仅三四个人，有时一人就撑全场。店长是日本女性，身高约一米五。

面试时，我找北京同学帮忙翻译。店里分后厨和前台，日语不好就直接选前台。店长让记菜单和做法，一个月内就把片假名记全。负责点菜、端菜、上碳撤碳，碳要摆放保证火力，但忙时也随意些。客人有固定家庭，每周末带孩子来，熟络后甚至去家里做客。还有一对老夫妇，每周日来，喜欢提特别要求，整块烤肉或兑酒。两年多因上肉问题争吵，最终不再光顾。我作为合同工，自行缴纳国民健康保险，每月最低约980日元，报销比例高。朋友中暑叫救护车检查，花费两万多日元，持保险证实际只花几十元人民币。这段打工经历，从邮局搬包到餐饮店管理，既艰辛又充满成长。

这些经历未加夸张，却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留学生的酸甜苦辣。日本的认真劲、对食材的讲究、地域限定、等级制度和打工文化，让我收获颇丰。普通人在异国靠一步步坚持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就是人生的真实写照。华人群体经历后，常将日本现状与国内二线城市对比：公共秩序和社会保障有优势，但日常生活开支与剩余空间却相差不大。去日本不是神话，而是现实选择。数据也支持这一观察，没有夸大也未忽略实际问题。在生活中，华人工作者切身感受到名义收入与真实支出之间的落差：社保税金占比高，通勤和食品开支压缩剩余。相比媒体描绘的跃升，这里更像权衡高压与平稳的现实选择，而国内二线城市在部分消费和生活节奏上，也逐渐呈现相似特征，尤其在汇率调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