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一家朝鲜餐厅，我去了两次。不是图吃的，是想解开一个谜。

那里的服务员，个个漂亮。红色工作服，黑色高跟鞋，马尾辫扎得利落。端茶倒水，动作整齐得像排练过。上完菜，退到一边，笔直站着，不玩手机，不走神。你杯里的饮料少了，她们悄无声息地过来添满。你抬头看她们，她们就笑——标准弧度，不远不近。

可你一问出身，笑容还在，话没了。“这个……秘密，不能说。”她们的中文不太流利，但拒绝得十分清楚。

她们多才多艺。吃饭到一半，关了灯，亮起小舞台，唱歌、跳舞、弹伽倻琴。曲目有中国民歌，也有朝鲜民谣。唱《阿里郎》时，一个姑娘眼里泛着光，不是泪，是一种很远的、摸不到的东西。

我曾试着跟一个叫小金的姑娘多聊几句。她说话很轻，眼睛很少直视你。我问她来中国多久了。“一年多。”习惯吗？“习惯。这里很好。”想家吗？她没回答，低头整理桌布，手指把褶皱一道道抚平。

我问她以后想不想嫁到中国。她抬起头，语气忽然很硬：“不愿意。”

不是害羞，不是犹豫，是斩钉截铁。像回答一道考试题，答案早就背熟了。

她们不能上网，不能用智能手机。出门必须集体行动，三五个一起，从不落单。有客人要合影，她摆手，微笑，“不好意思，不可以。”那个笑，客气到了骨头里，可也冷到了骨头里。你感觉，有一道透明的墙，你怎么也翻不过去。

她们说自己是来中国实习的，三年后必须回国。这三年里，不能回家。我问一位年纪稍长的，她在中国想家怎么办？“打电话。每周一次。”她顿了顿，“家里没有电话，打到邻居家，邻居喊一声，妈妈跑过来接。”

她说这话时，表情平静。我却想起自己每周跟妈妈视频通话，随时拨，随时通。她们打一个电话，要等邻居去喊人。

这些姑娘大多是大学毕业生，被选拔、培训、派遣。能来中国的，都是优等生，长相、身高、才艺、政治背景，层层筛选。她们在餐厅端盘子、唱歌、跳舞，挣的钱大部分上交，到手只留几百块。可她们说，“已经很好了，比在朝鲜赚得多。”

她们聚在一起用朝鲜语说悄悄话，叽叽喳喳，偶尔笑出声。可当你走近，她们立刻收声，恢复标准的微笑。那一刻，你觉得自己是个外人——不是客人的那种外，是永远不可能走进她们世界的那种外。

她们身上的谜太多。身世不提，家庭不提，回国后的安排不提。你问什么，她们都笑着说“秘密”。那笑容底下，压着东西。压着什么，你不忍心再问。

我后来没再去那家餐厅。不是不想，是觉得每次去，都像隔着玻璃看一群很美的鱼。它们在缸里游来游去，你伸手摸不到缸壁。

服务员小金临走那天，我恰好路过餐厅。她拖着行李箱站在门口，跟同事告别。看见我，鞠了一躬，说“谢谢”。我问她回朝鲜以后做什么。她摇头。“不知道。听安排。”她上了出租车，没回头。车窗关着，看不见她的脸。车汇入车流，很快不见了。

那家餐厅还在，新来了一批服务员，同样漂亮，同样微笑，同样拒人千里。没人知道上一批去了哪里。她们像一阵风，吹过来，又吹走了。留下的，只有餐桌上那杯永远被添满的饮料，和一个个没拆封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