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的建立可追溯到公元224年，这背后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背景。事情要从公元220年说起，曹操去世后，曹丕在公元223年篡汉称帝，这彻底激怒了刘备。他心怀报仇之念，誓言要出兵攻打曹魏，为汉室挽回颜面。然而，在这一关键时刻，诸葛亮出言劝阻：主公，如今尚非与曹魏决战之时，不如先称帝，以与曹魏分庭抗礼。刘备起初拒绝，但随着身边将士的多方劝说，最终被说服登上皇帝宝座。当然，也有人认为刘备不过是口头推辞，实际上早就渴望成为天子。

无论动机如何，刘备最终在公元224年顺利登基。他的一生充满坎坷，从初创基业到成为一方之主，每一步都充满艰难险阻。在猇亭之战大败之后，刘备病逝于永安，他的托孤之举为孔明日后掌握蜀汉大权奠定了基础。此时的蜀汉，国土已缩减至益州一隅，国力相较于刘备称帝前大幅削弱。然而，孔明在《出师表》中仍写下了千古名句：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显示出他心怀恢弘大志。

蜀汉第一次北伐是在公元228年。诸葛亮巧妙地以赵云、邓芝出斜谷示敌，制造进攻郿城的假象，引诱魏军调动大军防守郿城，而自己则率军直取祁山。民间传说中孔明六出祁山，但《三国志》记载他实际北伐五次。加上姜维后期发动的九次北伐，蜀军总体上有十余次北上之举。曹魏国力强盛，因此北伐未能对其经济造成实质影响可以理解；而蜀汉本身内忧外患、财力有限，每一次北伐都几乎掏空国库，姜维的频繁出征更是让民生压力倍增。值得注意的是，孔明死后，蜀汉仍苟延残喘了二十年，这也为后来的分析提供了依据。

首先，姜维的北伐未必算真正北伐。他每次出征兵力极少，通常不过万人左右，形式上更像是北上抢劫，侧面说明蜀汉已无法支撑大规模远征所需的钱粮。在孔明生前，蜀汉内政尚能维持稳定，后期虽继任者蒋琬、费祎也能维持政务，但两人去世后，治理能力明显下降。蜀汉后期经济尚能自给，正是因为孔明时期积累的财富尚存，姜维又未过度征税，避免了民心尽失，这才让蜀汉还能偶尔组织小规模北伐。 其次，刘禅并非彻底昏庸。他有自己的理政之道，善于笼络人心，也能识人用人。姜维虽然才干出众，但权力仍受制于刘禅，不可能像孔明那样掌控全局。孔明忠君爱国，即便权力巨大，也不会做出危害蜀汉的事；姜维虽忠于蜀汉，却原为魏人，难免心存个人野心。刘禅在用人上保持谨慎，吸取孔明北伐失利的教训，懂得权衡与控制，这也让蜀汉虽小，却能维持基本运转。

再者，蜀汉后期风调雨顺，民生基础稳固。孔明死后，蜀汉没有发动大规模战争，子民依靠土地自给自足。南中平定后，每年还能为成都提供稳定赋税，加上益州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农民耕作经验丰富，使得粮食充足，经济虽不繁荣，但也未至崩溃。

综上所述，蜀汉后期经济能够维持，主要有三大因素：一是没有大型战役消耗国力，姜维北伐虽多，但规模有限；二是刘禅具有一定治国能力，能识人用人，维持政务运转；三是天时地利，蜀中风调雨顺、土地肥沃、民生稳定。这三点共同作用，使得蜀汉虽身处困境，却未陷入经济崩溃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