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这样的，司马光之所以选择以三家分晋作为《资治通鉴》的开篇，而不是以平王东迁作为引子，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古代封建伦理秩序的深刻含义。简言之，韩赵魏三家的权臣破坏了礼制，破坏了王朝的根本法则，最终导致了君臣关系的崩溃，朝廷的规矩荡然无存。

翻开《资治通鉴》的第一页，你会看到司马光痛心疾首的评论，他在文中写道：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他进一步强调：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这段话的深意，在于强调礼是国家与社会秩序的核心，天子即是礼的守护者。

那么，什么是君臣之礼？孔子在《论语·八佾》中就曾言：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答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里的礼不仅仅是我们现代所理解的礼貌和修养，它代表着一整套社会伦理制度，是构建古代社会的根基。所以，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探讨：礼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如此重要？以及礼的破坏有哪些表现？ 首先，司马光的思想与三家分晋开篇的关系，就源于他对儒家礼制的深刻信仰。司马光在儒学上的成就，虽然不如他在史学上的突出，但他一生坚持对儒道经典的阐述，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与周敦颐、程颢等人不同，司马光并未在儒家经典上开创新的学说，但他始终保守忠诚，坚守礼制。这种保守的思想，不仅表现在他对历史的分析，也体现在他对时政的判断上。宋神宗继位后，百官为其制定的尊号与先帝的名号不合，司马光立即反对，并以历史事例为依据，提醒大家尊号不应轻易变动，因为它涉及到的是国家的根本礼制。而王安石的变法，司马光也坚决反对，他认为祖宗之法不可轻易更改，改变礼制就意味着乱国。

因此，司马光对礼制的坚持，也反映出他为何要将三家分晋作为《资治通鉴》的开头。因为三家分晋不仅是历史上的一段事件，更是礼制破坏的象征。那时的韩赵魏三家公卿大夫不仅随意废立君主，最终甚至废除了晋国最后的君主，瓜分了晋国的土地。这种行为，显然违反了封建礼制，完全忽视了君臣之间的应有规范。而且，周天子非但未制止这种行为，反而加以承认，这使得礼制彻底崩塌。司马光认为，天子的职责就是要维护礼制，而当君主自己都不尊重礼制，那么整个国家的秩序必将崩溃。

接下来，我们探讨礼究竟是什么。在中国古代，礼制并非单纯的仪式或礼节，而是一套非常复杂且完备的社会伦理体系，涵盖了道德、家庭、社会行为等各个方面。儒家礼制大多建立在《周礼》的基础之上，孔子及其后学不断对其进行阐述和完善。礼不仅仅是一套规范行为的制度，它还规定了人际之间的应有秩序。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基本原则，是礼制的核心所在，强调每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和责任。孔子在《礼记》中指出，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这一点也告诉我们，礼不仅是行为规范，更是人与人之间维持社会和谐的纽带。

在具体的家庭礼制中，孩子的行为举止都有严格的规定，甚至连坐立行走的姿势，吃饭的次序都有明确要求，父母和长辈的权威必须受到尊重。孔子提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意味着子女要始终恪守父母的教诲，不可随意改变。而在国家层面，君臣之间的礼制同样重要。孔子强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其中的礼是对君臣关系的规范，它要求臣子忠诚于君主，君主则要以礼治国，不能随意改变规则。

最后，礼的破坏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司马光通过三家分晋事件，深刻揭示了礼制的崩塌。在周代，礼乐制度的崩坏，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一原则被打破。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讲述了季氏大夫擅自使用天子规格的舞队，违背了礼制的规定。这一事件不仅是礼的破坏，更是礼崩乐坏的直接体现。与此同时，三家分晋则更为明显地暴露了君主不再遵守礼制的严重问题。晋国的君主被废除，三家公卿大夫不仅不受约束，反而由周天子封为诸侯，这种纵容直接导致了礼制的崩塌。 在宋朝，司马光同样看到礼制的破坏，尤其是王安石的变法和宋神宗的支持，使得他不得不以三家分晋为警示，提醒后代君主在推行改革时，必须谨慎对待礼制的变化。他认为，祖宗之法不可随便更改，否则国家将面临严重的后果。所以，司马光将三家分晋作为《资治通鉴》的开篇，实际上是以历史为鉴，警示后世：礼制一旦破坏，国家的根基就会动摇。 总而言之，司马光通过三家分晋这一历史事件，深刻表达了自己对礼制的坚定支持，警示人们尊重传统，维护君臣之间的秩序，不轻易改变祖宗之法。这不仅是他个人思想的体现，也是在呼吁社会和国家对礼制的尊重与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