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篇文章，横空出世，题目是《关于殷墟人骨DNA和殷墟人种问题我想说几句》。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原殷墟考古队的队长唐际根，而文中直面了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殷墟人的人种属性。

偏差的可能性 在基因检测的结果中，殷墟人的基因与西亚人或高加索人的基因极为相似。于是有人推测，商族人可能源自西亚或高加索，而这两类人群都属于白种人。 然而，唐际根对这一推断持明确的保留态度。在他看来，商族人的外貌与西亚人、高加索人并不吻合。因此，他提出，这种基因结果很可能存在偏差，并建议启动针对商代人骨的基因工程，以便更准确地研究其来源。 事实上，基因结果出现偏差的可能性确实很大。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国的白马藏族人群中，D系单倍群频率极高，而在日本阿伊努人中同样存在高频的D系单倍群。然而，这两个人群却截然不同：阿伊努人属于小黑种人，而白马藏族则典型地属于蒙古人。因此，基因检测结果并不能完全反映真实的人种特征，其偏差性不可忽视。

殷墟人骨的特征 既然基因检测可能存在偏差，那么直接研究人骨的形态特征，结果或许会更加贴近事实。美国的人种学家曾指出，殷墟祭祀坑出土的人骨中，存在类似现代白种、黄种或黄白混血的特征。 中国考古学家杨希牧的研究同样揭示了丰富的多样性。他在殷墟人骨中发现了五类不同的人种特征，分别是：古典蒙古种、海洋黑种、高加索种、爱斯基摩种以及一种未被明确分类的类型。 研究结果表明，殷商人主要仍以东亚人种为主体，但不可避免地受到周边其他族群的影响，基因中带有邻族痕迹。 这并非个例。早在八年前的古人类研究中，学者们就已经发现，中国古代人类中存在一定比例的西方基因，这种基因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尤以新疆为最，自河西走廊向东逐渐递减。 中原地区的殷墟，虽然西方基因的比例较低，但仍有一定存在率，约7%以上。此外，基因分子学的分析显示，殷墟人群中存在多元化的单倍型，如D4、Z、N9a、D、D5、B5b等，显示出共享基因的广泛分布，突破了传统中原的界限。这也说明，中华文化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元融合的文化体系。

中华文化起源于民族多元化 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国家，因此，研究古代文化必然离不开对古代民族的理解。学术界对于古代中国的研究路径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以古代文献为准，例如《史记》，把中国历史起点定位于皇帝时代和夏朝的建立。但这种方法将中国文明的可追溯历史从五千年缩短为三千年，使得三千年前的文明研究受到限制。 另一种方法则是以中国版图为基准，考察版图内的所有历史遗迹和文化层次。这种研究更全面，但由于研究范围广，内容复杂，也增加了研究难度。

确立方法后，就可以更深入地研究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是关于外来文化影响的说法。部分学者认为，殷墟人骨中出现西方基因，意味着中国古代文化受西方影响。但这一观点站不住脚。中国历史自古多民族并存，外来基因的出现属自然现象，核心基因仍然是本土基因。因此，殷墟人出现西方基因并不意味着文化源自西方。 而上文提到的高加索基因，与中国青铜时代的遗迹已经有所联系。时至今日，中国的多个民族，如维吾尔族、藏族、哈萨克族等，仍保存着与高加索人相似的基因。

其次，是对中国民族多元化认识的不足。民族多元必然导致文化元素的多元化，因此在文化中出现混合特征是正常现象。西方基因的存在，也可能通过文化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而中华文化的主体仍然是本土文化。 因此，殷墟人出现西方基因无需惊慌，这只是中华文化多元性的体现，而非文化源流的颠覆。相反，这反映了中华文化形成过程的多元性、广泛性与强大生命力。

今天的中国，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国大民族。但即便在遥远的古代，中国仍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并存的国家。面对殷墟中出现的西方基因型，我们无需惊讶，更应以专业态度深入研究，而非轻信外界言论。中华文化的研究，需要的是严谨与细致，而非流言蜚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