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取长安之后，李渊在隋末群雄割据的乱世中，已然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势力之一。然而，接下来该如何行棋，摆在他面前的选择多得令人眼花缭乱。 如果选择激进路线，他完全可以率军东下中原，一鼓作气挺进河北，凭借这一战就拿下整个北方，再集合北方的力量南下，仿佛隋朝灭南陈一般，一力降十会，一步步将天下收入囊中。但李渊的策略，却显示出他更多的是稳扎稳打——先夺取巴蜀。 巴蜀，地势险要，资源丰饶，其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正因为重要，攻占它的难度也同样惊人。自东汉灭亡以来，无论是刘璋、刘备，还是李氏家族，都曾在此割据一方，成为各自势力的核心区域。隋末时，巴蜀更是一片混乱，各路诸侯早已在此扎根，李渊若想拿下这一块地区，其难度不比攻下中原低分毫。

然而，风险与回报总是成正比。一旦巴蜀易手，李渊便拥有了一个强大的后勤基地，在后续争夺天下的过程中立于不败之地。按理说，这样一场险中取胜、回报巨大的大战略，史书理应给予浓墨重彩的描写。但史官的记录，却出奇地简略。 史书上第一句记录道：李渊夺取长安之后，巴蜀地方的军政长官纷纷派人求见，希望归顺。唐王攻克长安后，便发函通告各郡县，东至商洛、南至巴蜀，无论是郡县长官、盗贼首领，还是氐羌酋长，都纷纷派遣子弟前来，请求归附。衙门每日应对的信函多至数百件。 第二句是说，李渊派遣李孝恭出马，仅十余天便收服巴蜀三十余州。史书记载：高祖已定京师，诏拜山南招尉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馀州。进击朱粲，破之，俘其众，诸将曰：‘粲徒食人，挚贼也，请坑之。’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寇，若获之则杀，后渠有降者乎？’悉纵之。繇是腾檄所至辄下。

第三句则讲到，对于那些负隅顽抗之辈，李渊派遣詹俊与李仲衮迅速解决问题：甲辰（二十八日），李渊派云阳令詹俊、武功县正李仲衮进攻并攻下巴蜀。 李孝恭大家耳熟能详，但詹俊与李仲衮的名气则少之又少。面对如此难攻的巴蜀，为什么能轻而易举地拿下呢？我认为有两个关键原因。 首先，虽然巴蜀地形险要，但当时的政治地位极为尴尬。表面上，它属于隋王朝，但由于皇族内部权力斗争惨烈，这块重要地区根本没有强势皇族坐镇。参考汉王杨谅的前车之鉴，再派皇族坐镇巴蜀，很可能几天后就会割据自立。没有皇族坐镇，固然避免了割据势力滋生，却也导致巴蜀内部缺乏强有力的中心力量，这正给了李渊以绝对优势，各个击破的机会。

其次，尽管可以各个击破，巴蜀天险仍然不可小觑。史书轻描淡写的记载，或许也和李世民有关——因为巴蜀之战李世民全程未参与。如果将此战写得过于重要，无疑会削弱李世民在天下争夺过程中的光彩，而真正主导这场战役的李孝恭，自然成了被忽略的受害者。 史书在描述李孝恭时，总会强调他身边的人，如李靖的作用更关键。这种写法类似于后世某位天才统帅的故事：他所向披靡，但史书为了晚年结局的平衡，总是刻意强调副手的重要性。李唐打天下亦然，李世民固然功劳卓著，但真正发挥关键作用的，多是他的副手。 李孝恭绝非凡庸之辈，他是战神级人物。正因他的栽培与提携，李靖才能达到后来无人能及的高度。由此可见，功臣之间的相互成就，往往比个人荣耀更值得玩味。

这里需要说明，李世民并非出于嫉贤妒能刻意抹去他人功绩，而是出于深谋远虑的政治考量。李世民的上位并不完全正统，如果不通过强化个人功绩，正统性就会受到质疑。唯有将天下战争的主导权尽量凸显在自己身上，才能压制反对派，稳固统治基础。然而，真实的历史从未如此简单：争天下是一场漫长、复杂且多变的博弈，单凭一人之力，绝无可能一气呵成。 历史教给我们一个耐人寻味的道理：个人力量有限，唯有依靠谋略、团队与时势，方能在风云变幻的世道中立于不败之地。